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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就可以气壮吗

自由主义鼓励多元的生活方式,每个人只要不违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这会导致价值虚无、道德堕落。如今社会大部分人的确感觉道德迷茫,顿觉施特劳斯所言极是。不过,有些拥护自由主义的学者对施特劳斯的批评不以为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反驳是否在理,我们逐一来辨析。

今天,我们来看看钱永祥先生“有理由的行动才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不可能为所欲为,做事必然有说得通的、别人可以理解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有了活着的意义。这个理由不只是欲望、偏见,仅仅任性的欲望、偏见没法获得理解,无所谓价值(钱永祥,2014年,269-271页)。比如美国白人歧视有色人种、希特勒歧视犹太人,都是明显的偏见。

问题是,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就一定不是偏见吗?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哀叹如今的社会风气极坏,认为根源在于道德教育的失败,好的教育就是古代的读经,这样的人如果当了权力很大的教育部长,可能会强制推行读经教育,要求学生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前通篇背诵四书五经。曾经接受过四书五经教育的一些老学者也证明,从小死记硬背古代经典,对于长大后的为人处世很有帮助。这样的理由不能说没有力度。不过,宗族社会、科举制度、儒家思想一统中国、士农工商的贵贱排序等等的消失,都让我们怀疑推行读经教育的可行性,我们会觉得如此复古纯属偏见使然。在这里,偏见与理由的界限是很模糊的。

人们行动的说得通的理由中,必然蕴含着欲望甚至偏见,追求欲望满足是人之常情,始终坚持自己的偏见,也是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哈贝马斯反对议会制度,理由是在这种制度下精英通过操控民众为自己谋私利(莱斯诺夫,2001年,375页),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完全是偏见,西方的议会制度,使得相关国家运行正常,兼顾了精英和民众的利益,可是这根本说服不了哈氏,他依然可以认定,议会让弱势群体很受伤。当然哈氏思想对西方社会影响有限,可以说他为自己理想化的偏见奋斗了一辈子。

哈氏的偏见与歧视犹太人的偏见不一样,前者基于人本主义而后者不是。钱永祥先生强调的就是类似人本主义的普遍价值,他认为行动的理由要成立,必须联系到对说理双方都成立的共通价值,这正指向普遍的共识。说理双方也许不会很快达成共识,会继续争辩以寻找更普遍的理由,可以超越文化、社会、时代等等的障碍(钱永祥,2014年,271-272页)。有这样普遍价值的撑腰,生活便不再迷茫。不过钱先生的观点对哈贝马斯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并不适用,争论双方都认可普遍的价值——人本主义,可是他们对于议会制度的看法正好相反。

再比如清末的国家法律对有夫之妇的婚外情处罚严厉,呆在中国的西方人对此很不适应,他们那里的婚外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管不着( 陈嘉映,2013年,130-131页)。当时的中西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为了人们的幸福。中方会说法律的威慑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已婚女子沉溺于情欲,不要动歪心思,好好经营家庭是正事,家庭和睦才幸福。西方则说,如果法律管了婚外情,那些婚姻不幸福的人会因为追求真正的爱情而受罚,这是不人道的。如此的文化差异在当时无法跨越。当然,现在的中国大陆在对待婚外情方面已经与西方全面接轨,反而在中国台湾,按如今的法律,有配偶的一方通奸依然是有罪的(陈嘉映,2013年,137页)。虽然台湾更多保留了传统,而大陆忘却传统多一些,但是,大陆与台湾在重视亲情、熟人关系方面,依然是相似的。这样的特点使得中西方在评价西方基本价值时分歧严重。

比如,对于组建社会团体的自由,西方认为人在自己认可的团体内活动才可以充分实现人生价值,比如那些致力于保护动物或环境的公益团体,人们在实现团体目标的前提下也顺便满足了个人的欲望。中方则认为,团体很容易被用来维护参与者自己及其亲人、熟人的利益,团体组建的初衷,往往被忽略,如此损公肥私的团体,不要也罢,团体利益受损,必有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西方挺团体,因为团体有助于团体成员的自我实现,中方抑团体,是因为团体阻碍了弱势群体的自我实现。大家都看重自我实现的价值,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却难以进一步达成共识。

总而言之,理直气壮完全是个误会。我们行动的理由也许就是偏见,只是包装得像理由而已。即使大家都认可一些理由,也不代表能够行动一致,从同样的理由,完全可以推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参考书目:

钱永祥:《动情的理性》,联经出版,20142

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 译,商务印书馆,200107

陈嘉映主编,《普遍性种种》,华夏出版社,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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