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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唠叨,走向共和

虽然康德是伟大的哲学家,在他之后的哲学家一般都绕不过他,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观点是相对保守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自由到什么程度,又保守到什么程度。
 
1.共和理想
 
康德认为,理想的政权形式一定是共和制,而现在朝鲜的全称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然,朝鲜的共和与康德眼中的共和相差很远,共和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康德说,共和制的关键词是自由、平等、法治。自由不是指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而是指只服从自己同意的法律,不服从任何强加给我们的外在法律。平等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保障人民的权利,法律不是当权者制定,而是人民参与制定。
 
不过,全体人民参与制定法律,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靠人民的代表来立法、组建政府,国家的运行才有效率,代表人数越少,越符合共和制的精神。人民代表如何产生,到底是民选还是精英选举还是领导任命,康德没有细讲,只是说,共和制可以确保不称职的人当不成领导。不管怎么样,掌握权力的人越少越好,可是我们凭什么相信这少数权贵不会伤害自由、平等、法治的精神呢?康德认为通过立法权与政府行政权的相互制衡,可以防止权贵的胡作非为。彻底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既有权制定法律,又有权进行统治,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侵害了少数人的合法权利,也无所谓。靠人民代表来立法和治理国家,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可以把立法的代表与治理国家的代表分开来,分开才可能出现相互制衡。分开难道就一定会出现有益的平衡吗?双方也可能因为私利而互相敌对或者同流合污。
 
2.反对革命
 
康德不是没想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立法者和官员也是动物,倾向于滥用自己的自由,不能保证公正和正直无私,为了达到私人不合理的目的,把人民当作工具,随意侵害人民的权利。自由与平等没有了,因为人民群众成了权贵的“奴隶”,只是奴役的程度不同;法治也没有了,即使法律的条款再公正,也仅仅是一纸条文,可以被权贵用来维护自己不正当的权益。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康德一再强调,即使遇见暴君,也不能革命,煽动人民废除当前的体制就是犯罪。为什么呢?首先,如何衡量暴君没有量化的标准,老百姓感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能会认为都是当权者的错,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人煽风点火说推翻这样的当权者是合理的,不满的情绪就会扩散,当权者慢慢就失去了威信,即使有英明的决策,老百姓也会觉得是错的,错误的人很难做正确的事情。这时候社会要想正常运转,就难了。所以,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决不能煽动群众革命。其次,反对暴君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是正义的,也不能使用不道德的手段,而革命一般都有不道德的因素,不流血的革命是极少的,革命必然把人当成手段而非目的。最后,就是革命成功,也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变革,上上下下依然是偏见的奴隶,读了《红楼梦》,我们就知道,那时候中国人的缺点,现在的我们,依然有。康德反对的革命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不同的,中国革命的一大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的独立,这样的目的,康德不会不认可,因为他明确提出,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与政权,没有一个独立国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另一个国家取得,国家不是财产。
 
3.专家意见
 
遇见暴君,既然不能革命,该怎么办呢?要靠人民的启蒙。也就是把人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和权利公开教导给他们。什么人负责教导呢?不是我们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康德所谓的哲学家。哲学家宣传人民对国家负有什么义务的时候,当权者当然很高兴,不过当哲学家宣传人民的权利时,当权者却认为哲学家此举引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哲学家被认为是国家危险的敌人。康德认为这样的说法很荒唐,因为哲学家从来不是亲切地对着人民说话,比如康德的书就难以卒读,人民不会注意他们的作品,哲学家一般都是毕恭毕敬地请求当权者尽量保障人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哲学家帮人民诉苦,不是在指责当权者,不是鼓励人民通过激进的手段追求自由与平等,而是希望当权者多多关心百姓疾苦。
 
刚刚谈的是哲学家帮人民诉苦,可是康德在别的地方又谈到人人都有公开诉苦的权利,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公开运用理性就是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对自己精通的事情发表看法,比如军人虽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却可以在事后点评领导的命令是否合理,公民应依法纳税,却能够议论课税是否恰当。这两个例子似乎不太合适,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我们不是对什么事情都能公开发表看法,只能作为学者对自己精通的事情发表看法,这里的“学者”可以宽泛地理解,可是不管如何宽泛,公开发表看法时必须对相关的事情有相当深入的理解,而普通军人由于知识与经验的有限,对领导的指挥很难有恰当的评价,我们这些老百姓对个税起征点也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康德理论上认为只有专家才能公开发表意见,实际所举的例子,却是不专业的人在发表意见。听到专家这个词,很多人肯定不屑一顾,因为现在的专家经常为既得利益群体代言,所说的话,令人瞠目结舌,即使不是权贵的代言人,也是从抽象理论体系强行推出结论,完全不考虑弱势群体的感受。这些专家不符合康德的标准,表面看起来他们很专业,懂得很多术语,却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在于关心百姓疾苦,在于建议或请求当权者尽量不伤害百姓的权利。
 
4.政客启蒙
 
我们现在就假设康德所谓合格的专家经常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公开发表意见,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主要不是启蒙了群众,而是启蒙了当权者。因为群众很少关注专家的意见,当权者更能理解专家的话,慢慢地会认为尊重人民权利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走向理想的共和制不是人民群众的义务,而是当权者的义务。不管当权者是如何产生的,不管立法权与行政权有没有分离,只要当权者尽量保障社会的自由与平等,确保依法治国,人民可以有尊严地活着,那么这样的当权者就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换句话说,专制的国家,也可以共和地治理。在共和的治理之下,人民群众渐渐都认可了法律的至高无上,会认为自由不在于违法而在于守法,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利益所在,社会矛盾将不断减少,整个社会便慢慢趋近于理想的共和制了。
 
康德反对革命、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的观点已经很清楚了。希望当权者主动改革也不现实,必须有作为专家的哲学家天天唠叨,才能督促他们慢慢走上正轨。康德眼中的专家和我们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很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展示的东西具有煽动性,一般都是易读的短文,甚至是不用思考就能理解的音频、视频,很合大众的口味,而康德所谓“专家”的文章既有长度又有深度,老百姓不会感兴趣,忧国忧民的政客才会仔细研究这些文章。容易引发群众对社会不满的是煽动性的短文,而非深度长文。康德并没有鼓吹肤浅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认识到老百姓喜欢听的话,不一定就是有价值的话。可是,如何才能防止老百姓被煽动性的短文洗脑而影响社会团结呢?康德没有涉及到相关问题,他只是认为,启蒙了的当权者的治国方针政策实施以后,老百姓会体会到这些方针政策对人的尊重,渐渐地会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样一来,就不太可能因为读了一些煽动性的短文而偏执地去追求某种抽象权利了。总之,老百姓主要不是靠专家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启蒙,而是靠当权者启蒙。
 
5.改革困境
 
康德把整个希望都寄托在当权者身上了,可是,如果真正的专家为了人民的利益不管怎么唠叨,当权者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专注于自己的私利。那该怎么办呢?或者说,当权者由于专家的唠叨注意到了人民的权利,为老百姓稍微做了点实事,只是做得还很不够,却在那里原地踏步了,又该怎么办呢?康德没有提到通过社会团体监督、重新选举当权者、新设议会制衡等方式来督促当权者不断走向共和,面对这些不思进取的当权者,专家所能做的也许就是继续唠叨,加大唠叨的力度,而老百姓所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等到当权者哪一天突然醒悟。这也许就是康德保守的地方,可是他与保守的英国哲学家休谟相比,还有所不同,休谟至少认为英国议会与君王之间相互制衡的效果是不错的,有了议会的监督,君王的治国方针比较合理,议会的权力不是很大,没有压迫到君王一事无成。可是康德却认为英国的议会就是个摆设,君王因为有权任命一切官吏,可以逼迫议会同意他的一切决定。我们假设康德的看法是正确的,英国的议会只是摆设,那么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让它变得不是摆设呢?限制君王任命官吏的权利吗?那样的话,议会是不是可能让君王成为摆设呢?也许按康德的看法,如果君王与议会成员没有完全启蒙,不管哪一方权力更大,都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可是,假如双方都启蒙了的话,都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话,相互的制衡还有多少必要呢?
 
康德之所以不鼓励通过社会团体监督、重新选举当权者、新设议会制衡等方式来督促当权者不断走向共和,是因为这些都是自下而上地逼迫当权者改革,而下面的人民不太注意康德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的深刻观点,很难启蒙,容易把自由理解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导致自我膨胀,片面追求权利而无视自己的义务,对伤害自己权利的当权者极度不信任,当权者提倡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这时候国家就不像一个国家了。康德强调,当权者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民众的时候,肯定是不对的,可是,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体制来代替当前的体制,就不能盲目、强行改革。自由主义者会辩解说,自下而上地逼迫当权者,更好的体制才能慢慢孕育出来,它不会直接从天上掉下来。康德会反驳说,自下而上的人民运动把社会搞得满是裂痕,当权者应付各种运动已经筋疲力尽,根本无力凝聚改革共识逐渐创造更好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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