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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第一,自由第二

卢梭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当权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果当权者辜负了人民的期望,人民可以反抗。虽然卢梭强调这样的理想只有在没有传统、习俗、偏见等等的比较纯粹的小国才能实现,但是法国人民却不认为这样的限制条件有什么意义,在1789年强行发动了革命,幻想革命之后他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了。在1793年,69岁的康德写下了一篇长文《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文中点评了卢梭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他不认为卢梭是完全幼稚的,也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恰当的。
 
1.幸福非权利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当权者的治国政策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没有人民的同意,当权者什么权力也没有。康德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不过,不能因为从来没有实现过,就认为这种理想无足轻重,它是值得当权者不断去追求的理想,当权者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想想,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会得到人民的同意,这是一条施政原则:凡人民不会加之于自身的东西,当权者也不能加之于人民。注意,这里是说当权者自己判断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得到人民的同意,而不是真要征得人民的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人民有时候不能判断什么东西才对国家有利,比如政府要征收战争税,而人民无法正确评估战争的威胁,认为导致战争都是政客的错误,没有义务为政客的错误买单。所以,按照康德的观点,全民公决简直是荒谬绝伦,只能表明当权者的无能。这种对人民判断力的低估,让人很不爽,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什么都指望当权者自己判断治国政策是不是会得到人民的同意,人民只有服从的份,那么,人民会不会因此成为当权者的奴隶或者工具呢?人民的利益是不是会受到伤害呢?
 
这里关键要看如何理解人民的利益,如果把利益仅仅理解成幸福,那么,利益受损便无可厚非。当权者的职责不是让人幸福,而是尽量保障自由与平等。为了保障自由与平等而损害人民的幸福,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取消公务员的免费医疗,虽然伤害了公务员的幸福,却维护了平等的神圣价值,再比如税收用于国防事业保证国家的安全与人民的自由,虽然税收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品质。当权者也没有能力给人幸福,因为幸福在每个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只要有了平等和自由,大家自会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假如政府一心为人民谋幸福,规定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并要求老百姓必须过这样的幸福生活,那对人民来说,不是幸福,而是最大的黑暗。如果老百姓总觉得幸福是当权者的恩赐,一旦自己过得不幸福,就抱怨当权者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典型是主观不努力而客观找原因,不管什么体制下,这样的人都不会幸福,只会抱怨不断,永远传播负能量。所以当权者和人民把幸福当成目标,都不是什么好事。
 
2.自由非幸福
 
康德把幸福与自由、平等严格分开,自由、平等的原则就体现在“凡人民不会加之于自身的东西,当权者也不能加之于人民”这句话中,但幸福的原则却不能有如此抽象的表达,大家对幸福的理解太不一样。康德强调当权者应该按自由、平等的原则行事,不需要考虑到人们的幸福。问题是,让人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必然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不平等,当权者不会幼稚地希望强者不去垄断资源以及相关的机会,没有了资源,弱者就没有追求幸福的自由。这时候当权者必须通过反垄断的方法减少强者的自由,通过财产的再分配确保弱者能够生存,当然,勉强得以生存的弱者依然没有自由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在穷人面前谈自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当权者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穷人的自由,而是穷人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固然不同,但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安全方面的需要却是一样的,当权者必须尽最大努力满足人民这方面的需要。至于康德说一旦当权者为人民指定幸福的生活必然造成黑暗的专制,也是以偏概全,西方中世纪把异端烧死,肯定是专制,让大家不需要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犯愁,难道也是专制吗?
 
而人民也不是指望当权者保护自己抽象的自由,如果吃不饱、穿不暖、每天住在地下室,看个病就倾家荡产,即使有再大的自由,什么都可以说,经常参加选举,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自由不充分与不能吃饱穿暖这两个问题,老百姓对哪个抱怨更大呢?不过,康德认为,不管是自由不充分还是不能吃饱穿暖,我们都应该听天由命,不允许反抗,即使是和平的反抗。因为经常鼓励反抗,当权者将权威扫地,国将不国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老百姓怀疑当权者所作所为的合理性,并没有公正的第三方来裁判是老百姓正确还是当权者正确,如果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相互的合作就难了,这对国家不是好事。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这时候当权者应该顺应民意,否则的话,老百姓可以把当权者选下去。而康德强调这时候当权者应该把人民的反抗镇压下去,没有人有权抗争当权者的地位。我们可以举减少碳排放的例子,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一般不敢贸然把未来碳排放减少到很少,即使这样的措施对人类的未来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减少碳排放必须关掉很多污染企业,这明显是伤害了老百姓的眼前利益,老百姓感觉被得罪了,领导人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而康德所看重的当权者便没有这种担忧,他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因为没人能够威胁到他的地位。
 
3.反抗是错误
 
康德反对人民反抗当权者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民反抗当权者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个神圣的共同体,不能代表公意,只是通过派别进行反抗,各个派别都有自己的私利,互相斗争,结果便出现无政府状态与血腥恐怖,由此出现的新的当权者比他们所推翻的当权者更加残暴。这就是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推论出康德也反对人民和平反抗当权者,比如通过演讲、文章、选举等等来表达对当权者的反抗,因为和平反抗的人民依然不代表公意,依然是乌合之众,他们的反抗只是添乱。这样看来,康德并不看好通过全国人民来选举领导人的做法,乌合之众能选出什么有素质的领导人呢?
 
如果对当权者连和平的反抗都不行的话,当权者会不会自我膨胀而不懂得自我完善呢?自由主义者经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否则人民要遭殃。康德不认为这样的看法多么重要。制度并非关键,自由发表看法才是人民权利的守护神,当然,自由发表看法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发表看法之前对相关事务要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发表看法时必须尊敬当前的体制,不得对当权者的所作所为有口头上的反抗,只是进行公开的评判,不是评判当权者做错了什么,而是评判当权者行动的后果怎样伤害了人民的自由。我们知道当权者伤害了人民的自由,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怎样做才能更好。我们不知道,并不代表当权者不知道,只要我们经常念叨自由的重要,当权者会凭着自己的政治智慧更好地保护人民的自由。自由主义者不一样,他们不仅认为当权者可能伤害了人民的自由,他们还知道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伤害,符合一些公式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否则就是落后的制度。
 
4.自由是参考
 
有人会反驳康德说,经常公开发表看法希望当权者尽量保护人民的自由,有什么意义呢?人民有了自由就会胡作非为导致天下大乱,相反,不给他们自由,只是给他们一点甜头,他们比什么都听话,所以他们根本不配享有自由。他们无法认识到自由的节制与尊贵,对他们只能恩威并施。康德回答说,如果当权者不表示出对人民自由的尊重,只是把人民当成孩子一样连哄带吓,人民也会慢慢不懂得尊重当权者的自由,结果将是两败俱伤。现在人民无法理解自由的节制与尊贵,不代表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当权者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加深人民对自由的理解。
 
康德还提出了自由的另一种价值,即破除对传统的盲从。比如我们清朝在没有被西方列强侵犯之前,大家根本不知道何谓自由,现在宪法规定的那些自由权利,简直闻所未闻,可是我们不能说当时的人是不幸福的,像美国作家赛珍珠就是在中国长大,她觉得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日子。按康德的解释,赛珍珠感觉美好,不是说这个社会体制没有缺陷,而是因为但凡足够持久的体制,不管有什么缺陷,人们一般都会满足于现状,比如有钱人家的佣人会觉得自己与主人不是平等的,主人永远高高在上,只有自由的精神才能促使大家去发现体制的缺陷并慢慢改善。当然,改善的主导者还是主人,而不是佣人,如果靠佣人来主导,那不是改善,而是革命。
 
我们这些八零后和赛珍珠一样,也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过得还可以,我们的这些生活经验并没有告诉我们何谓自由,对于自由,我们没有清晰的概念,但照样觉得挺幸福。是西方式的理性告诉我们,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只要不伤害别人的自由。一旦对自由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便觉得不幸福了,在我们追求幸福的路上,有太多人为的障碍,所以需要改革。至于怎么改,我们就给不出有价值的意见了,那需要智慧,仅仅有知识是没有用的。但不管怎么改,至少要保住原来的幸福,牺牲人民的幸福来追求自由,结果是幸福与自由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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