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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非自由,保守非守旧

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其后一年,英国思想家柏克便写下了著名的《法国革命论》,虽然很著名,知道这本书的中国人并不多,相比之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中国更为出名。卢梭的书,是在谈理想,所以激动人心,但激动人心的一般都不是真理,柏克甚至认为卢梭有严重的智力障碍,虽然他承认卢梭十分雄辩,观察事物的眼光也大胆、独特。柏克不是卢梭一样的纯粹文人,他有从政经验,在他看来,理想化的政治行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民众选择的灾难
 
法国人民名义上是为了自由而发动大革命,可是在柏克看来,法国人民在革命之后的状态就像疯子逃出了监禁室,之前监禁室虽然有黑暗,至少保护了疯子的安全,现在拆了监禁室,因为君王政府被推翻了,但人们失去了安全,依然处于黑暗的笼罩之中,而且是更恐怖的黑暗,因为掌权的很多都没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导致太多无辜的人被剥夺了财产与生命。柏克说,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上最惊人的事件,荒谬、可鄙,一切都脱离了自然,各种罪行与愚蠢搅在一起。究竟是什么样的理念引导法国人民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呢?首先,革命者相信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其次,统治者如有行为不端,应该被废黜,最后,革命者可以自己建立一个新政府。
 
柏克认为,相信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统治者,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当时的英国还是君王当权,而君王的王位是继承来的,在柏克看来,王位世袭而非人民选举,对英国的和平、安宁是绝对必要的,一场人民的选举会毁了英国。如果相信王位的合法性源于人民选举,那么这些世袭的君王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当然这些不合法的君王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一桩是有效的了,如果人民普遍接受这些观点,柏克时代的英国就会大乱。乍一看,好像柏克很反动,竟然支持王位世袭。不过,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处在当时的英国,难道会希望像法国一样来一次革命而废掉君王吗?革命,必然是生灵涂炭,没有哪个普通老百姓愿意看到。当然,不支持革命,并不是盲目相信君权神授,君王必须在法律的约束下行事,不能胡作非为,没有议会的同意,君王也做不成多少事情。这一点,是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贡献,那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从那以后,君王受制于议会,议会多数党党魁就是首相。
 
2.君主立宪的理想
 
所以,柏克竭力维护的是权力不大的君王,而法国革命推翻的是权力很大的君王,法国当时没有像样的议会,基本上是君王说了算,越是没有议会,君王的价值越大,所以推翻法国君王的后果也更严重。而推翻当时英国君王反而影响不大,反正国家大事基本上是议会和首相说了算,柏克似乎没有必要那么强调他们君王的价值,他更应该强调英国首相的价值,英国的实际统治者是首相与议会。如果说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选举,那么英国首相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他并不是人民选举的,只要他领导的党派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他就可以成为首相。柏克理应为首相的合法性辩护,可是他没有。不过另一方面,英国政治的实际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人民群众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因为英国实际是议会与首相在统治,议会议员是人民选举产生的,而首相正是这些受人民欢迎的议员的领导。柏克在书中对议会议员的民主成分强调得很少。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一点,免得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幻想。
 
比如清政府末年,有些人希望中国能够像英国一样,也来一个不流血的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清朝皇帝只具有象征意义,议会、首相当权。可是当时的中国还不如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法国好歹还有一个类似议会的“三级会议”(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等级)的传统,虽然很少召开,但至少也有五百年的历史,可是中国根本没有类似的传统,无中生有地造出一个议会就能让中国太平,实在是笑话。幸好当时中国没有出现卢梭之类的启蒙思想家把中国人的脑子全部洗一遍,如果政客们都像宋教仁那样,中国也许也会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含冤而死的人将不计其数。而且,并不是很多人冤死之后,中国就会变成现在法国的样子,法国只比四川省大一点,而且民族、文化很单一,而中国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
 
3.国王权力的关键
 
作为回应“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选举”这个观点,法国总统由老百姓选举,而英国议会议员由老百姓选举,首相是议员所属党派的领导。法国直接,英国保守,不管英国怎么保守,选举还是有的。法国这个结果,是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而英国这个结果,则是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争取而来。假如一个国家的当权者无视老百姓的利益,当然不能学法国,法国这么小的国家,大革命之后也足足动荡了一百年才慢慢安定下来,而且现在运行得不见得比英国好。那么英国的经验有没有参考意义呢?柏克认为,大革命前的君王专制的法国应该学习英国,进行不流血的改良,不是把国王推翻,而是削弱国王的权力,即使以后政治腐败,老百姓也不会想到需要推翻国王进行革命。削弱国王的权力,权力到了哪里呢?权力到了首相,国家治理不好,老百姓可以把气撒到首相身上,把首相换掉,而换首相并不需要革命,只需要重新选举就可以了。这样的首相更换不会引起社会动荡。议会经常开会,也可以制约首相,防止他们为所欲为。
 
柏克的想法对不对?法国的确有500年传统的三级会议,议会成员代表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等级,可是这个三级会议远远没有起到制约当权者的作用,500年只开了几十次会议,会议代表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充其量这个会议只是法国国王的工具,需要的时候就用一下,不想用的时候,就当它不存在。这时候将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三级会议上,三级会议能够担此大任吗?当然不能。这时候不是要削弱国王的权力,而是要加强国王的权力,因为三级会议并没有成熟的参政议政的经验,当时高贵的教士、贵族两个等级正在衰落,市民阶级则异常活跃,资本家一般来自于市民阶级,最缺乏政治经验的也是市民阶级,没有经验又很有力量,这是很危险的,让他们主导了三级会议,不是什么好事,政治是妥协,不是全面打压教士与贵族阶层。1789年正是因为难得召开的三级会议中的市民阶级代表自以为是,导致会议始终不能达成共识,既然三级会议难得召开,会议质量当然不高,国王就不应该太迁就这样的会议,必须果断拍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反抗就打压谁。可是,国王已经没有那样的魄力与实力,竟然被市民阶级发动的起义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起义几乎没有遇见什么镇压,这样的国王不是太专制,而是太不专制了,于是老百姓遭殃。
 
4.布衣强人的脆弱
 
我们知道,英国在1688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之前,也就是在1642年与1651年间发生过内战,战斗的双方就是代表老百姓的议会派和代表国王的保皇派,虽然最后是议会派胜利了,但英国国王不像法国国王那么脆弱,足足抵抗了6年多。而且,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派虽然胜利了,英国人民并没有迎来自由民主的美好时代,而是政治强人克伦威尔的专制统治,14世纪就出现的代表老百姓利益的议会,在克伦威尔治下,等于就是摆设。强人一死,群龙无首,议会无力稳定社会,最后还是国王出来主持大局。即使是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王也不像现在只具有象征意义,国王能够镇得住权贵,老百姓可以从议会得到安慰。权贵与老百姓各安其分,天下太平。随着议会越来越成熟,权贵认为议会的正常运行正是自己的利益所在,这时候便不需要国王来维持权贵的“团结”了,国王也乐得清闲。
 
从英国的经验可以得出,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需要的国王应该是开明的政治强人,首先需要适当剥夺教士与贵族这两个既得利益团体的部分利益,分给市民阶层,其次完善议会制度,让教士、贵族、市民阶层可以相互制衡,不能让任何一方占压倒性优势,最后得用雷霆手段打击被“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洗脑的市民阶层的自以为是,不能让没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获得重要的官职,不允许出现单单由自由主义理念导致的社会混乱,否则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当然,政治强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没有摊上一个强势的国王,只能怪命不好。当然,皇宫里没有政治强人不代表民间没有,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成了法国的实际领导人,只是拿破仑太强势了,没有努力完善议会制度去协调教士、贵族与市民阶层的关系,而且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协调,教士、贵族不会相信他这个来自科西嘉小岛的矮个子。他主动代表市民阶层的利益,大力保护资产阶级,实施专制统治,谁不听话就打压谁。如果他没有遭遇滑铁卢,也许可以一直统治法国,可是并不能保证他死后依然由他的后代统治法国,如果他的后代没有他的能力与强势,自由、平等思想已经深入骨髓的法国人一定会奋起反抗其专制统治。在法国要想稳定,在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必须有成熟的议会充当缓冲器。
 
可是成熟的议会从何而来呢?英国与法国在14世纪就有了初步的议会,可是英国的议会到了17世纪末才比较完善,历时300多年,法国为此则花了600多年,法国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有了英法美等国的模板,韩国、日本只花了几十年,就建成了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制度。日本是云南省的大小,韩国是浙江省的大小,他们的议会经验对我们根本没有多少意义。怎么办?单单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只会造就愤世嫉俗之人,他们多在控诉、少在建设,他们知道要什么,但并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所需的东西。只有靠当权者的培养,代表老百姓的力量才能在制度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当这种力量破坏太大时,当权者可以干预,当这种力量积极作用太小时,当权者可以鼓励,干预或者鼓励的艺术,就要看当权者的政治智慧了,这不是书斋中的学者所能体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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