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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殃民,祸首乃坏人

15世纪出生的托尔克维马达与《乌托邦》的作者莫尔都是天主教徒与大法官,都反对异教徒,不过莫尔只是停留于口头的反对,托尔克维马达却利用宗教审判让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莫尔是真正的教徒,托尔克维马达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借“信仰”之名谋私害人、制造灾难。在权势压倒一切的时代,托氏之徒总是横行于世,恶必胜善。恶胜善,原因在于强制,除恶之法,在于自由。人可以信仰各种“主义”,但自由先于一切“主义”。

以上就是秦晖先生《善恶、信仰与自由:两个托马斯的启示》(秦晖:《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87-115页)一文所要表达的观点。

1.仇恨是祸首

在不少人看来,乌托邦等于空想,也许会导致集体的狂热和灾难。秦先生却说,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给乌托邦,人为了乌托邦不管去做什么,都不能突破道德底线。那些突破道德底线的人,其实不是被乌托邦的思想所蛊惑,而是故意打着乌托邦的旗号害人、谋私利。

乌托邦思想本身无害,坏人利用这些思想谋私利,它才有害。问题是,希特勒的信徒都是坏人吗?显然不是。这些信徒“接受他所说的话。涌向他的群众从他身上同时感受到一种即将解放和实现愿望的信心”(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高年生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377页)。纳粹不蛊惑,不可能如此伤天害理。当然,纳粹党中肯定也有坏人,但他们只是顺势做些坏事,起不到主导作用。

照这样说,难道是乌托邦思想本身就有害吗?

同样是追求平等、自由、博爱的乌托邦,为什么让很多美国人结成团体专心于公益,却造成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恐怖统治?原因也许是,美国人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686页),没有类似法国大革命前的不平等造成的仇恨,大家可以齐心协力。而当时法国的教士、贵族与平民却互不信任,互相伤害,最后实在受不了混乱的局面,宁愿忍受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德国,社会分裂和党派之争也随处可见,人民群众对国家在走下坡路非常失望,最后把鼓吹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希特勒推上了舞台(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高年生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377页)。所以,非民主的国家,人民群众一旦有权利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最后也许就选出一个希特勒或者拿破仑。希特勒之后,德国人的自律让他们很快恢复了元气,拿破仑之后,法国却动荡了一百多年。我们的素质高于当时的法国人吗?

所以不是乌托邦害人,也不是坏人害人,而是不平等造成的仇恨在害人。

2.低劣不平等

不是说,不平等一定造成仇恨,托克维尔所考察的美国,不可能人人平等,现在的美国更不是人人平等(这里不谈白人、黑人的不平等),全球化让不少白人大叔失去了工作,他们不喜欢致力于全球化的政治精英,所以选了个口头上为他们代言的经济精英、政治素人特朗普。虽然这些白人大叔有不满,但只是在选举投票时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没有多少仇恨的意味。生活还得继续,美国的社会自助团体也不计其数,他们的生活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人,并不自觉卑微,仍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物质上的不平等,如果不过分,并不打紧,关键是心理感觉不平等。

在非民主体制下,如果人人都凭真本事吃饭,一般人也不会嫉妒,如果凭背景、关系谋取私利,有人就会眼红。一旦体制变为民主的,这些人就会想,之前那些富二代靠拼爹立足,我现在为什么不能靠口才蛊惑老百姓来谋取高位呢?这种想法会造就大量野心家。如果20世纪初的德国不是从非民主转向民主,希特勒这样出身低微的人,很难出人头地。单单希特勒愿意蛊惑,民众不上当,也没事。问题是,为什么民众愿意上当呢?因为他们怨恨那些有权有势者不正当获利,蛊惑者可以利用这种怨恨的情绪。民众把工作分为三六九等,越是干底层工作的,越不坦然,总是梦想更公平的社会,蛊惑者可以大谈公平、公正来鼓动他们。可能还有人说,因为民众不会独立思考,人云亦云。这就扯到了教育的问题上。

以前印刷术未发明的时候,读书、学习只是少数人的事,当然不指望大多数老百姓独立思考。现在传媒如此发达,但指望老百姓独立思考,似乎更加困难。中国古人出书,主要目的是教化,现在的传媒,主要目的是迎合。在迎合民众喜好的大背景下,指望学校教导学生独立思考,也是枉然。美国的市场经济那么发达,传媒必然讨好民众,所以我不认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失意白人大叔多么会独立思考。蛊惑者没能在美国横行,主要还是因为那里没有太多怨恨的情绪可以利用,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天天忽悠,即使忽悠成功,当了官,得到的好处也有限,经商的好处远远大于从政的好处。

总之,要让乌托邦害人,不平等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官员等级越高,特权越多,不正当获利越多;其次,在老百姓眼里,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总认为自己做着低贱的工作,对那些不当获利的上层精英有一种怨恨;再次,在精英眼里,做官是最好的出路,官本位思想严重;最后,因特权获得的不正当财产,被认为是劫贫济富,不应当受保护,一旦陷入多数人的暴政,大家对特权的解释会相当宽泛,也许一切私人财产都得不到保护了。

3.自由非目的

有了以上几个特征的社会,试行民主时,精英争当蛊惑家、野心家,老百姓成暴民,都是坏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秦先生所说的“坏人”,倒说得通。不过,秦先生说的坏人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人,认为专制社会盛产这种坏人。而那些口才了得、争当蛊惑家的精英,在非民主社会,不一定趋炎附势,也许只是默默无闻的销售骨干,成为暴民的老百姓更不会见风使舵,只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存在特权、贵贱之分、民众的怨恨、官本位等现象的不平等可以称之为“低劣的不平等”。所有这些现象在民主制和非民主制国家都会出现。在非民主制国家,一旦民众被蛊惑,混乱会比较严重,因为民众从未如此自由,不知道自由行动的后果有多么可怕。在民主制国家,因为蛊惑每天都在进行,民众一开始被政客牵着鼻子走,尝到了政客口中“自由”的苦滋味,后来看清政客的嘴脸后,可能连行动的欲望都没了,因为不管怎么行动,都是政客占便宜,自己吃亏,当然,如果出现一些特别有魅力的政客,民众还是会被煽动起来,好了伤疤忘了疼嘛。

难道就是害怕混乱,就听任这些低劣的不平等一直存在吗?难道民众因此就不能去自发追寻理想的乌托邦吗?如果不怕法国曾经经受的那种一百多年的混乱,当然可以去尝试。即使动荡几百年以后,往好处想(往坏处想,是不堪设想的),中国达到了法国现在的社会状况,难道我们就满意了吗?我们也许是感受到更多的自由,但是自由不能当饭吃。人们喜欢把美国看成自由和强大的典范,似乎自由了必然就强大了,这是一种幻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的理解更加深刻,但美国说话的分量还是最重。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公司,职员可以畅所欲言、自行其是,特别自由,那是一盘散沙;老板运筹帷幄、独断专行,公司才可能不断强大。独断老板的公司,也许强大,也许倒闭,讲民主的平庸老板的公司,必然关门。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公司,是一回事。

4.幸福最重要

有人会反驳说,企业家是稀缺资源,他们知道如何最佳地配置资源,所以公司需要他们说了算。而政客正是不知道如何配置资源,之前的计划经济才把社会搞得一团糟。当然,如何把某个公司的业务做大,这不是政治家的强项,但如何组织所有的公司将各种业务做大,这是政治家应该做的。企业家是稀缺资源,政治家更是稀缺资源。企业家少一点,最多日子苦一点,政治家少一点,弄不好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企业家制造财富,政治家决定幸福。政治家需要把民众分成很多类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去组织不同类别的民众,发挥他们的潜能,为社会做贡献。选举、社会自助团体、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法院等等,都是组织民众的不同方式,至于如何去组织,只有政治家自己去考量,老百姓可以提醒政治家某些方面做得欠妥,但不能代替政治家做决策,就像员工不能代替企业家做决策。

总而言之,自由固然重要,但自由应该是达到强大的手段,如果某些自由让国家变得软弱落后,我们宁愿不要这些自由。自由是手段,不是目的。

不过秦先生不这么看,他认为,专制造就趋炎附势之人,毁了乌托邦。欲挽救乌托邦,必须除专制、得自由。虽然我们不认为是趋炎附势之人毁了乌托邦,但我们赞成,专制造就趋炎附势之人,专制也造就上面所说的“低劣的不平等”。但是,专制不是一种体制,而是一种现象,民主体制与非民主体制都可能存在专制。反对专制,并不意味着反对非民主体制,更不意味着赞成民主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下,我们都可以反对专制。反对专制也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是为了获得幸福,现在的我们比80年代自由多了,可是并没有幸福更多。幸福是什么?我们不指望工作是一种享受,至少工作不是一种负担,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懂得享受生活,那些没法找到工作的人,至少可以得到社会的帮助,不至于失去尊严,得到帮助不是不劳而获,社会应该帮助他们重新找工作。工作不再有贵贱之分,每个人都能自得其乐。自得其乐的“快乐”不是个人主义自私的快乐,快乐无法分享,将毫无价值。这虽然是一种理想,但值得我们为之奋斗。这样谈幸福至少比较具体,像秦先生那样抽象谈论专制和自由,只会让人厌恶非民主体制,赞美民主体制。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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