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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观点混战之解读

——人文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二)

 

4.观点太多样

4.1观点混乱的有意与无意

知识分子即使专业扎实、知识面广,他们的观点依然会混杂着片面、全面、深刻与肤浅。就像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的态度与非知识分子的态度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混杂着一知半解、传统偏见以及更重审美而非理性的思想(雷蒙·阿隆,2005221页)。更重审美可能表现为看不惯民众的庸俗、拜金,对工业文明的机械、冷漠表示愤慨。当然,文学、哲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可能持审美的观点,而经济学、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可能忽视美感,只看到基于量化数据的机械化管理。

既然知识分子的观点都有任性的成分,结果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老百姓如果听了很多知识分子针对某个社会事件的看法,感觉是云里雾里。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糊涂。这种混乱是知识分子无意识造成,天赋、生活经验、阅读经验等等的不同注定造成了他们各自观点的独特性。

另外一种观点混乱是知识分子有意识造成的,因为他们可以把任何意见或利益转化成某种理论(雷蒙·阿隆,2005217页)。特别是经济学者,他们利用常人不懂的术语,可以把任何政策说成对的或者错的。如果他们想为既得利益者代言,太容易了。至于把没有价值的意见转化成理论,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只要市场需要,任何夸张的意见都可以拥有高冷的理论形式,这时候知识分子遵循的是市场逻辑,为的是名利。所谓的正义、良知和真理,在这样的市场作秀闹剧中,变成虚张声势的图腾和得心应手的道具(许纪霖,200354页)。如此仅仅为了个人利益构建理论、发表观点,是永远不会有共识的。

4.2共识的来源

那么,无意识造成的观点多样,是不是可以达成共识呢?知识分子一般都属于不同的派别,特别明显的是左派、右派,两派对话似乎是鸡同鸭讲。许纪霖先生比较乐观,他认为不同派别之间知识的竞争和对话可以自然形成最基本的对话规则和伦理规则(许纪霖,200319-20页),这也许是受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影响。许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的序言中提到自己重点阅读了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的著作,碰巧这三个人都是乐观的理性主义者,太乐观与深刻是无缘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对话可以形成对话规则,对话规则只是强调发表观点时不能有含糊、矛盾、诡辩之处,必须有理有据。但是,不管你的论证如何有理有据,我依然可以不同意,因为你论证的根本前提我不同意,左右派争论不休的原因就在于此。至于形成基本的伦理规则,就像许先生所提倡的把人当成目的这样形式化的道德律令(许纪霖,200344页),也只有形式的意义,左右派都不否认人本主义,可是他们提倡的政策可能或者伤害穷人或者伤害富人或者两者都伤害。人本主义者都拥抱自由,罗尔斯认为广泛的福利国家可以确保自由,但诺齐克却说福利造成奴役(莱斯诺夫,2001384页)。

如果像罗尔斯、诺齐克那样仅仅在学术上争论福利是否有利于自由,并无不妥,美国舆论关于福利的看法没有明显的左右之分,社会撕裂并不严重。美国依然保持18世纪欧洲式的乐观,相信通过个人创造和竞争而不是国家干预就可以改变人的命运(雷蒙·阿隆,2005236页),所以福利制度始终没有欧洲那么完善。美国的舆论如此健康,是因为她建国之初就广泛接受了英国的民主运作方式和人人机会平等的理念,没有深厚传统的拖累,知识分子与统治者、教士没有激烈的矛盾,如此的条件得天独厚,我们羡慕不来。英国的传统是相当厚重的,为什么如今所形成的舆论比美国的还要健康呢?美国重自由轻福利,而英国两者兼顾。按照雷蒙·阿隆的说法,由于1617世纪英国革命和宗教改革的双重胜利,英国知识分子不必与教会、统治阶级进行持续的斗争,他们更注重实践经验,与官商沟通良好,他们的争论更多是技术性的,不会让政治经济制度本身陷入争论,避免或抑制了对领导阶层的敌视、社会嫉妒和对等级制的蔑视(雷蒙·阿隆,2005224249-250页)。

所以上面所说的天赋、经验的不同造成知识分子观点多样化,其实并不重要。郑也夫先生引用资料说,不同专业的学者保守程度不一样,越是应用性的学科越使人保守(郑也夫,200491页),雷蒙·阿隆也举例说,拿固定工资的偏左,法国高等师范学生偏左,法国政治学院学生保守(雷蒙·阿隆,2005222页),所有这些生活、工作、学习经验的不同在英国知识分子中间也是存在的,为什么没有形成明显的左右派别呢?关键还是看知识分子与拥有权力、金钱的统治者的关系,如果知识分子认为统治者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利益,信任统治者,那么他们就不会谈根本制度的对错,只会谈政策的失误和微调,这时候左右派别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因为谈左右必谈根本制度。当知识分子认为统治者只看重自己的利益时,左右分裂不可避免。

4.3干脆利落的派别偏见

这里有个矛盾,当统治者不顾民众的利益时,有人建议让知识分子自由发言,他们的观点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种监督。可是当知识分子发言只是偏激的左右之争时,监督作用没起到,却进一步撕裂了社会。当然,不是说自由主义必然极端右,也不是说中国式保守肯定极端左。如果知识分子深刻研究了自由或保守思想,都不会用抽象的理论来否定当前的根本制度,即使他们不太信任统治者。可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可能那么深刻,哈耶克认为新闻从业人员、教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作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可能精通传播技巧,但对于传播的内容,只有业余水平。另外,科学家之类的专业人士也习惯阅读肤浅的报刊杂志,里面的思想他们也帮着传播,科学家因为是专家,即使针对非专业的主题发表意见,大多数人也会洗耳恭听(哈耶克,20035页)。

总之,知识分子擅长的是让民众接受某些观念,并不擅长把观念讲仔细、讲深刻。一旦深刻,就会变成也许这样也许那样的弯弯绕绕,民众希望听到的是一定怎样的干脆利落,极端左与极端右就非常干脆利落。即使资中筠先生(冰心、杨绛都被尊称为先生)这样专业的知识分子,在2010年发文谈到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时只是简单地希望知识分子独立地、理直气壮地向公众弘扬权利、自由、平等、民主等等核心价值。这样的希望太简单了,左右派别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扬自由、平等的价值,因为他们对自由、平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两派的理直气壮并不能带来什么积极的后果。如果连资先生得出结论都如此干脆利落,怎能奢望新闻从业人员、教师、演说家的思考深度呢?

4.4观点混乱的度

这样看来,我们上篇文章希望知识分子讨论问题抽象少一点、细节多一点、思维深一点、价值观辩证一点,也许是一种奢望。不是说完全没有深刻的知识分子,只是说,即使有,民众也不喜欢,市场不需要,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就像唐诺的书,在台湾、大陆都不畅销,因为他的书中几乎没有肯定的结论,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书给我们的启蒙。把我们从昏昏欲睡的老世界赶出来,始见沧海之阔轮船之奇,我们看到的不是答案,答案是结束,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可能性,甚至是可能性尚未浮出来,但我们隐约察觉这里头不晓得可装载多少新东西的看不到边界的世界(唐诺,20118页)。这才是真正的启蒙,直接给出答案的启蒙不是启蒙,是宗教。

我们不能奢望知识分子都像唐诺一样弯弯绕绕、不给答案,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深刻,这在全世界都一样。为什么英国、德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为了迎合民众的需要而刻意宣传一些简单粗暴、悦耳动听的政治观点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观点不合而严重分裂呢?也许社会比较和谐是很重要的原因,和谐了,知识分子没有必要为了私利故作惊人之语,没有什么尖锐矛盾使得知识分子矫枉过正地提出极端改革措施,即使有知识分子不识时务地走极端,民众也不买账,觉得是作秀。当然,这样解释也没什么意义,和谐了,什么都好说。关键是不和谐怎么办?让知识分子批评,注定是肤浅的派别之争,只让知识分子成为技术专家,社会发展战略将成自说自话。批评不是,不批评也不是。理想的状况是在批评与不批评之间,犬儒不对,愤青也不妥。衡量知识分子的批评是否合理,就看有没有造成舆论的分裂,如果没有大的分裂,批评再怎么多样化,也是无关紧要的。

 

 

参考书目:

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 译,商务印书馆,200107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01

唐诺:《读者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08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 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07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0

哈耶克 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 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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