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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庸俗有错吗

上次,我们点评了钱永祥先生“有理由的行动才有价值”的观点,钱先生认为讲理可以避免偏见以达成共识,如此结论过于乐观。

今天,我们从追求快乐的意义上来理解理由。我们大部分人工作之余做的事情都与食、色、娱乐有关,都是为了快乐,这个理由,钱先生应该会同意。可是,大家如果都围着物质欲望打转,没有更高的追求,难道不令人担忧吗?自由主义更多被人用来为自己的庸俗辩护。对于庸俗化的蔓延,自由主义者束手无策。

1.自我完善的可能

不过,钱先生说,我们在与别人经常的沟通中,可能会逐渐发现别人的理由更合理、更高明(钱永祥,2014年,271页)。一句话,沟通完善自我。比如,我们现在执着于食色,但是在生活中发现某些人清心寡欲地追求艺术之美,活得更加滋润、淡定,于是便以如此超脱之人作为人生的榜样。这就是人生的顿悟,顿悟可以使人的境界从物质上升到精神,也能反其道而行之。好像是钱穆先生,曾经想去拜访一位比较有名的学者,后来听说这位学者变得眼中只有大烟和女人,便打消了拜访的念头。做学问是清苦的,一旦哪天觉得学问没有实际的用处,没法造福社会和自己,可能会突然颓废下来,对做学问再也提不起兴趣,他们内心也许还认可学问有自己的无用之用,可是他们会想,中国学者如此之多,少他一个做学问,有什么损失呢?越是用心的学者,一旦堕落,越是无可救药,因为堕落的理由也是他们用心发现的,用心发现的都是真理,真理总是需要坚守的。

总之,与别人的不断交往,既可以激发积极进取,也能引来堕落放纵,甚至有人在进取和放纵之间不断来回变化,没有定性。如此不同的人们的言行之间冲突难免,特别是言行涉及信仰的时候。刘擎先生认为,正是信仰冲突不可解决,才有了平等尊重与宽容的价值理念(刘擎,2012年,98页)。这里追求的不是共识,而是宽容。

2.意识形态宽容的不可能

宗教信仰不同,的确可以和平共处,像美国一样,因为不必设哪种宗教为国教,政教分离是趋势。但是意识形态的信仰冲突,没办法平等相待,必须有某个意识形态在权力场中居压倒性地位,否则权力不可能稳固。在英、美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各种意识形态平等相待,而是类似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权力场和舆论都处于支配地位,别种意识形态只是小打小闹,这里根本谈不上对别种意识形态的宽容,对于强大者,才能谈宽容,对于不成气候者,只能说是无视。我们这里,在权力场和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并不是同一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烂好人式的互相宽容或者简单粗暴的不宽容,只会撕裂社会,这里需要的是对立意识形态一点一滴的互相改变,最终融合成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这需要政、商、学界的共同努力。只要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之争太过激烈,任何政治模式都没有能力让她变得更好,这时候人比模式更重要。

3.自由主义的包容与社会责任感

即使是单单个人之间价值观冲突,也不一定有互相尊重。我娱乐至死,你报效祖国,我们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一般会尊重你,你却不一定宽容我的行为,你可能觉得我对这个社会毫无价值,就像尼采笔下的超人鄙视庸众一样。你再怎么看不起我,也不能把我怎么样,顶多是拒我于千里之外。不过,在周保松先生看来,一个人的生活喜好及品味,旁人没有理由干涉,本来就不应该反对(周保松,2010年,142页)。所以,像超人一样鄙视庸众,是不对的。你可能也知道鄙视我是不对的,但是会继续鄙视我,鄙视不用负法律责任。

不过,周先生又说,自由主义者在容忍一个人选择做赌徒的同时,可以批评他的生活方式价值较低,例如赌博对个人品格健康发展的损害(周保松,2010年,138页)。赌博的人,个人品格一定有问题吗?退一步说,赌博即使影响到了个人品格,如果没有伤到别人,谁又管得着呢?在这一点上,赌博与娱乐至死是没有区别的。周先生前后观点存在一定的矛盾。他既想保持自由主义的包容,又不想自由主义者成为没有原则的烂好人。周先生把穆勒的伤害原则概括得很精当:每个公民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只要不伤害他人,便应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周保松,2010年,120页)。当周先生去规劝自甘堕落的人积极向上时,后者都可以用这个伤害原则来成功反驳。

4.自由主义拯救灵魂之难

访谈节目《十三邀》的主持人许先生最近因为在节目中表达了对庸俗风气的厌恶而引来网友的疯狂辱骂,这就是周先生眼中理想的自由主义者企图拯救灵魂时遭遇的后果,辱骂许先生的很多人也自以为信奉自由主义,这正是自由主义的尴尬之处。许先生偏文艺,至少他的公共存在对于文艺爱好者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在任何体制下,文艺的优雅自由总是可以保持的,因为那重在改变内心,像他的音频节目的主题就是“我们一起逃离这个时代”。周先生偏社会,不太赞成逃离,虽然他也认为应该向赌徒指出赌博是不对的,但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也不强调以文艺拯救灵魂,而是致力于环境的改变,因为环境决定风气,可是环境的改变需要众多力量的合作,不像内心改变那么容易。

我们可以从唐诺先生对钱永祥先生的谈论来理解周先生的难:“钱先生远比我这样的人处境困难,需要更强的一颗心脏,原因很简单,文学可以是一个人的事……但政治、民主从来不是,这从来就是集体的……集体比较脆弱且窄迫,脆弱很多,总是随时代而转……至少得问别人(伙伴、受众云云)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从工作成本大小,到工作必要的协同规模,再到最终对受众人数多寡的依赖,每多往集体靠近一步,回归的作用力量也就愈大,未来也就愈禁不起高估”(唐诺,2013年,226-227页)。

5.鄙视、漠不关心和规劝

个人之间价值观的冲突,主要就是积极向上和庸俗堕落的冲突。按上面所说,对于庸俗堕落,可以暗暗地鄙视也可以事不关己地漠不关心更可以主动地规劝。

鄙视,如果只是因为恨铁不成钢,也无可厚非,如果是阶层固化导致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看不起,这不仅是不对的,也是危险的。

漠不关心,是现在的普遍态度。在如此商业化的社会,顾客就是上帝,每个人认为自己的需求都是合理的,即使自甘堕落,也容不得别人的质疑。这时候再去鼓励大家修身养性、一心向善,只是徒劳。古代中国人的有德靠的是宗族礼教,礼崩乐坏之后,也许只有公益团体活动能让人走出狭隘的自我。

主动规劝,上面所说的许先生和周先生分别用了不一样的方式。许先生以文艺影响民众,文艺可以使人高雅,同时也可能让人堕落,高雅与堕落可共存,文艺是一把双刃剑。周先生希望借宣传自由理念来改变环境,环境变了,人可以积极主动,团体活动丰富多彩。陈嘉映先生似乎不太认可这种方式,他觉得研究自由理念应该“去看看这几十年来民主转型国家打开了什么局面,带来了什么苦恼,然后再反思这些东西,反思到什么层面都行,但千万别从原理出发。”(谢秉强,2015)这样看来,他应该比较认可包刚升先生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这本著作研究了德国魏玛共和国、尼日利亚、印度、智利等四国转型经验。

否定政治哲学的研究而关心政治转型经验的研究,其实也预设了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正确性,这也是周先生的预设。周先生一直在论证自己的预设是正确的,陈先生似乎在说,不用论证了,这些理想本来就正确,关键是看看人家是如何实现理想的,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问题是,英国的近代转型没有参照他国的经验,异常成功,法国按理念而转型,血流成河,那些模仿西方模式进行转型的国家,没有一个有英国成功。所以,转型,还是要像英国一样,走出自己的路,不是靠西方的理念,而要靠自己的理念,没有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没有自己的独特理念,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周先生这样的政治哲学学者,但是不能执着于西方的一些政治理念,如何将他们中国化,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参考书目:

钱永祥:《动情的理性》,联经出版,20142

刘擎:《走出启蒙的歧途:作为规范的个人自主性》,中国思潮评论,2012

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1006

唐诺:《尽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

谢秉强:《专访 | 陈嘉映:写书这事我走了很大的弯路》,澎湃新闻,201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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