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丰教授质疑爱因斯坦相对论，属于跨界，他研究石油工程，却去质疑物理学权威。不是说不允许跨界，而是说跨界也要讲究方法，爱因斯坦便是跨界大王，他作为物理学家，大胆谈论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与教育，却没有被嘲笑，反而引得尊敬。为什么？因为他谈论的都是针对人文主题的常识性理解，不会错到哪里去。针对自然科学，他承认自己“一直谨慎地仅限于物理学领域”，不敢对其他学科信口开河。关于人文主题，他虽然没有信口开河，偶尔还是有点可以理解的失误，下面挑取他的文章《道德与情感》的片段，稍加点评。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思想和实际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现代更加削弱了各个民族的宗教情感。因果和客观的思维模式——尽管并不必然同宗教领域相矛盾——使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深化宗教意识。而由于宗教与道德之间传统的密切联系，在最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上述现象已随之使道德思想和情感产生了严重的削弱。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方式野蛮化的主要原因。与新技术手段令人生畏的效率一起，这种野蛮化对文明世界形成了可怕的威胁。

点评：一句话，科学发展导致宗教衰落，于是道德衰败、政治野蛮。当然城镇经济的发展与鼓吹理性的启蒙运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启蒙思想家很多都反宗教，相信个人理性的力量，他们从新兴城镇经济的成功者那里得到启示，只要权利得到保障，大家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没上帝什么事。但这是西方的状况，不是中国的实情。中国人传统上不是被宗教式道德约束，而是被儒家的宗族道德约束。清朝末年，列强入侵，社会精英痛心疾首，把国家落后的责任推到儒家身上，反对儒家成了某种共识，大家高举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两面旗帜勇往直前。儒家权威被打倒，以它为基础的道德当然受到冲击。发展又使中国从农业经济变成农业、工业、服务业全面开花的市场经济，宗族聚居不再可能，道德无法靠宗族来维系。有人反思说，现在中国道德状况不太理想，是因为赛先生、德先生的精神没有深入人心，启蒙依然在路上。他们是想说，西方道德状况稍稍好一点，是由于启蒙很成功。这是一种误解，西方的启蒙伤害了道德的根基——宗教。

毋庸赘述，人们很高兴看到宗教在为实现这些道德原则努力着。然而道德命令并非只是教会和宗教的事情，它还是全人类最宝贵的传统财富。让我们从这个立足点来考察一下新闻界的位置或那些［强调］竞争方法的学校的位置！一切都受制于对效率和成功的狂热的崇拜，而不是受制于与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相关的东西或人的价值。造成这一结果的还有由残酷的经济斗争带来的道德恶化。

点评：爱因斯坦关心人的价值，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批评新闻界、学校对竞争、效率和成功的狂热崇拜以及残酷的经济斗争带来的道德恶化。这些批评放到现在一点都不过时。如今家长极度重视学习成绩，把孩子送进一个又一个兴趣班，孩子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企业老板几乎都鼓励员工加班，你不加班，别人都加，你肯定落后，就像别的同学都报培训班，你不报，当然有差距；大家拼命挣钱，目标是财务自由，心底里认为打工低人一等。这些都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批评起来很容易，如何改善呢？

1938年爱因斯坦写了这篇文章，现在西方的状况是否比当时好很多，不太清楚，但做过外贸的至少知道，那里的人们不轻易加班，下班珍惜私人空间，不乐意被人打扰。他们虽然知道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却不会因此而拼命加班，他们有守住底线的共识。即使有这样的共识，爱因斯坦也不会满意，他希望社会不要强调竞争、效率和成功的重要性，这样的想法与市场经济的精神背道而驰。市场经济满足人类无止境的花样不断翻新的需要，并协助花样的翻新，爱因斯坦不认为这些花样繁多的需要有什么价值，安逸与享乐在他看来是猪的理想。但大部分人都有安逸与享乐的需求，市场经济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最好体制。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人们不可避免面临竞争压力，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成功者远远比失败者过得幸福。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过有尊严的生活，只有这样大家才不会过于焦虑。

但是，在宗教范围外部对道德意识有心的培育，应该有助于引导人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为走向更好的生活而快乐地服务的机会。因为纯粹从一个人的观点来看，道德行为并不仅仅意味着严格要求放弃一些必要的生活乐趣，它更是对所有人更为幸福的命运的一种友善的关怀。这个概念意味着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发展其可能有的天赋。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到应该属于他的满足感；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繁荣。因为一切真正伟大和激动人心的东西都是由可以自由劳动的个人创造的。只有在生存安全的需要下，限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

点评：爱因斯坦强调，在宗教衰落的情况下，学校的道德教育至关重要，教育的结果就是大家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关心所有人的命运，为人们走向更好的生活而快乐地服务。为了达到这样的教育目的，每个学生必须有机会发展其天赋，这样才能得到应有的满足感。这个推论很奇怪，每个人发展自然天赋就能获得满足从而变成有道德的人？如果一个人天赋倾向于追求假恶丑呢？爱因斯坦说：“照亮我道路的理想是善、美和真”。可是，他又说：“对于直接接触他人和社会，我又表现出明显的淡漠……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是我的直系亲人”。这算是一种善吗？其实每个人天性中或多或少都有假恶丑的成分。爱因斯坦的意思是，只要不伤害他人，每个人有权利自由发展，一个人可以古怪，但不能是罪犯。自由发展能带来天才的创造，却不一定导致道德的振兴。

该概念还可引出如下结论——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差异，而且我们确实还应该欢迎这些差异，把它们看成是对我们存在的丰富。这是所有真正的宽容的要义；没有这种最广泛意识下的宽容，就谈不上真正的道德的问题。

点评：有宽容才有真正的道德，这是典型的现代观点。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公民认为不关心城邦事务就是不道德，这样的道德义务是习俗强加的，即使雅典公民像爱因斯坦那样孤僻，也得参与政治。中世纪人们的道德义务是宗教规定的，纵然有人风流成性，也得考虑到任意妄为的严重后果。雅典公民、中世纪人们直接相信相关的道德义务是对的，只管遵守就好了，不会多问为什么是对的。启蒙运动之后，大家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行为的理由五花八门，这时候必须提倡宽容，否则某些人必然受到打压。但不能认为启蒙成功的西方人的行动都经过理性的思考，都有充足的理由，他们有道德的行为很多时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自然而然就是没有经过冷静的思考，他们只是单纯相信那样做是对的。这种相信有信仰的色彩，至于为什么对，他们没有想清楚，也不需要想清楚。一个国家的国民做什么的理由与目的都想得清清楚楚，一定很可怕。

按照上面简略指出的这种意义，道德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僵化的体系。它不过是一个立足点，从这个立足点出发，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也应该得到判断。它是一项从未完成的任务，它无时不在指导着我们的判断，激励着我们的行为。你能想象一个内心充斥如此理想的人能对下列情形感到满足吗？

如果他从他的同胞那儿得到的物质和服务的报酬比绝大多数其他人曾经得到的都要多得多？如果他的国家因为自身在军事上暂时没有危险，因而漠然于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安全和正义体系？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无辜百姓遭受迫害，被剥夺基本权利，甚至被屠杀时，他只是消极地、甚至漠不关心地看待这一切吗？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点评：爱因斯坦认为，有道德的人，一定有正义感与同情心，会非常在意受到伤害的无辜百姓，即使这些百姓身处遥远的外国。问题是，在意是一回事，有所行动是另一回事。巴以冲突，那么多平民遭殃，我们很难过，但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有道德的人需要每天关心哪些人受到了伤害，将是不可承受之重。退一步说，有道德的人应该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帮不了巴勒斯坦难民，至少可以帮助周边的陌生人。即使是周边的人，需要帮助的也不少，为什么选择帮这个人而不帮那个人，甚至为什么救助濒危野生动物而不是帮助苦命的人，很难说清理由，陈嘉映老师在《救黑熊重要吗》一文中说，做公益讲究机缘，只可感召。每个做公益的人，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救助失学儿童有理由，扶贫有理由，保护野生动物有理由，既然都有理由，为什么选择这个公益活动不选择那个？只能说机缘巧合。做有道德的人，竟然要看机缘，爱因斯坦一定不同意。但是机缘不是运气，能力大的人，可能有更多机缘做公益，如果公益组织足够多，大家也更有机会被牵引进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