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学者陈嘉映提到易中天时总带上于丹，似乎他们是一样的。不过我们觉得易老师没有于老师的鸡汤味。现在仔细阅读易老师的《六劝君免谈陈寅恪》，发现他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首先抛出自己明确的观点，然后一二三把论据说一下，他不去反思这些论据是不是很容易反驳。也许他知道，某些读者就喜欢明确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论据是不是有力，没人在意。不过，我们在意，下面便来细品易老师《六劝君免谈陈寅恪》的片段。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

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

（常识问题。还没有去坚持，就谈各方面的压力，其实就是不想坚持。不是说坚持了就不去考虑各方面的压力，不是鼓励鸡蛋碰石头，而是要把握好尺度，在允许的范围内做到自由与独立。许知远、梁文道、林贤治等等，或多或少都是榜样。林贤治先生虽然谦虚地说自己犬儒，但没多少人不承认他的风骨。） 

比方说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

（常识问题。当时有些群众对陈寅恪不满有点像现在有些网友对法学名师罗翔不满一样，网友再怎么不满，也不能把罗老师吃掉。罗老师退出微博，安心在大学教书，依然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与独立。爱因斯坦曾经说，伽利略顶着那么多民众的反对硬要传播真理，是难以置信的，也是可笑的。科学家的天职是研究学问，而不是与不可抗力硬碰硬。真理无比强大，懂的人自然会懂，不懂的，没必要强求，也许是时辰未到。罗老师似乎是爱因斯坦的风格。）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 

（常识问题。地位高、来头大，才能保持自由与独立，这是一种误解。那位写书评的维舟老师，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很普通的人，他公众号的文章不是照样体现了知识人的良知与理性分析的风格吗？） 

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唯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常识问题。把群众说成铁板一块，是一种妖魔化。） 

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常识问题。全社会认同独立自由，学人再坚持独立自由？如果没有一些人先坚持独立自由做出样板，独立自由自己会从天上掉进每个人的心中吗？当然，做出样板不是去启蒙，现在很多人讨厌知识分子好为人师，排斥启蒙，启蒙有点居高临下、讲大道理的感觉。做出样板只是做好自己，能否影响别人，顺其自然。）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的。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 

（常识问题。易老师似乎认为，为公家服务就不要独立自由，要独立自由便不能为公家服务。但现实不是如此的非此即彼。的确现实中有些人文知识分子为了让自己“有用”而丧失原则，不说自己想说的话，而说别人可能想听的话。不过知识分子没必要都这样没有原则，因为为公家服务的渠道很多，每种渠道的约束是不一样的。渠道有做官、搞宣传工作、教书、做学术研究、做编辑等等，后三种职业里，我们更可以找到独立自由的标杆。） 

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常识问题。知识分子遇到买家是不是一定要卖出去？刚刚说为公家服务的渠道很多，不是买家挑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挑买家。除了公家，市场上也有买家，许知远不就是因为市场买家的支持才混得风生水起吗？所以周一良守不住，不代表别人守不住，比如梁漱溟、钱锺书。）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常识问题。自外于群众，当下看来，没有一个人能自外于所有群众。有些网友看不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只是某些网友，这不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学术研究。知识分子搞研究，既不要怕被讨厌，也要提防被广泛喜欢。罗翔老师被人喜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讲课像讲相声，而不是由于他的观点多么独到深刻。搞笑或庸俗化可能被喜欢，观点独到深刻也许被讨厌，对知识分子来说，被讨厌是正常现象。 

知识分子再怎么独立，再怎么被讨厌，一般也会有几个知心朋友，不可能感到寂寞。如果真成孤家寡人，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冷漠，而是因为不可抗力使得所有人冷漠，群众本身没有那么不近人情。曾经有学者分析学术天才为什么成群结队地来，只是因为这些天才作为互相理解的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某个人突然有重大学术贡献，也是交流的结果。知识分子不在乎是不是被部分民众讨厌，而在乎有没有一些谈得来的朋友可以深入探讨问题。）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 

（常识问题。知识分子甘于寂寞，能坐冷板凳，不代表是孤芳自赏。孤芳自赏是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好的知识分子只是听不进外行的意见，他们非常尊重内行的中肯意见。）

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常识问题。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懂得感恩图报，可能危及生存。这把“人家”想得太可怕了。易老师年轻时就熟悉的陈家琪、邓晓芒两位哲学教授，同样在大学教书，他们写的东西就真实很多，会坚持自己的某些看法，不是那么担心不可抗力。）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

（常识问题。即使民国时代，像鲁迅那样靠版税稿费体面生活的作家，有几个呢？鲁迅也经常在书信里抱怨做职业文人的苦。正因为做文人清贫，他才在遗嘱中劝导儿子不要做什么文学家。真文人不是指望做文章来谋生，而是在谋生中不论多么困难都坚持做文章。新出版小说《受命》的止庵原来在公司上班就爱文学，好像在40岁左右挣到一些钱后安心读书写作，相当于提前退休。他不是爱研究文学而靠它挣钱，而是先努力挣钱，搞文学只是副业。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有很多琐碎公务要处理，用来研究学术的时间并不多，学术研究也等于副业。绝大多数优秀的文人学者都在谋生之余把做文章的副业也做到了极致。如果鲁迅不是做公务员的时候在文坛树立了名声，他也不敢冒冒失失地辞职做自由撰稿人。）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

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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