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大卖，项老师圈粉无数。虽然读这本书颇有启示，但总觉得他的犬儒太过理直气壮，不像林贤治至少有点不好意思。下面是对书中《寻找新的话语》片段的点评。

我在看具体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兴趣可能是两个，一个是我要看事情内在的矛盾。事情发生肯定不都是一帆风顺，有多种力量在后头较量，哪个占了上风，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另一个确实是比较有兴趣讲总体秩序，我觉得有价值的研究应该给大家一张地图、一种方向感，判断事情大概会往哪边走。

（项老师给自己的任务很明确：描述现实，预测未来。非常安全的任务。）

比如我最近思考的“物流型权力”。流动是中国社会变化当中很重要的一条线，原来整个中国的社会组织是靠不流动，不换工作，不换居住地，所有物质资源都是通过计划指标。改革之后，从农村开始，人开始流动，物开始流动，所以90年代初，孙立平提出“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当时的假设是，原来的权力是靠不流动维持的，现在自由流动空间大了，权力能够直接控制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对西方历史真不了解，才会指望人员流动就能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古希腊城邦民主，英国民主意识觉醒的大宪章，是人员大量流动带来的吗？那时候交通根本不发达。）

所以当时孙立平预测，人们越来越从一个自主的“社会”那里获得生存资源和发展机会，市民社会慢慢会出来，国家权力会减弱。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流动性绝对在增强，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果跟90年代初比，不仅是流动，而且是超级流动，农民工打工短工化，物资的流动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国家的权力也肯定加强了。所以我的一个问题意识就在于解释这么一个总体性秩序是怎么形成的。“物流型权力”想说我们现在有一种基于流动的权力在生成，它不是把流动当作管理对象，而是把流动当作权力的基础。

（常识问题。学者解释基于流动的权力是如何生成的，无可厚非，一般人不如学者，没法看得那么细、那么系统。不过，看得再系统，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只是描述再描述，到底能给民众多少启示呢？比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把这个系统研究得再细致，而不判断谁做对了什么谁做错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呢？项老师恰恰觉得，有价值判断，可能变成一种局限。）

“正规化的纠结”也是说类似的问题。我们的日常确实看起来越来越正规，原来买火车票多麻烦，有黄牛什么的，现在这些事没了，整洁程度等等确实都比以前好多了，但有序化并没有让人心安理得，不安全感更强了，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提出这些问题可能跟知识分子式的关怀有关系，但不是很有意识的，如果是的话，我会认为它是一种局限。倒不是说因为有某种关怀就成了局限，而是我的思考方式比较模式化了，老往某一个方向想。读者可能觉得这是一贯的问题意识，但我不太想有某种一贯性，那说明想象还不够，或者对实践的丰富性了解不够。

（街道整洁，买火车票更方便，司机越来越不敢闯红灯，这些都是进步。有些人把这些进步与人的心理状态相对比，进步了，正规了，人内心的安全感没有增加。这是一种批判。项老师不要这种批判，他觉得这种批判无视实践的丰富性。什么叫实践的丰富性？从下一段可以看出，正规、进步都是技术发展带来的，人们越来越多的需要已经通过技术获得了满足，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权利得到了保护，这就是实践的丰富性，丰富的技术实践已经造福于民，不要老盯着什么安全感。）

比方说我会倾向于去讲去政治化或者非政治化，比如物流型权力、基础设施权力，这些都是讲公共事务变得越来越被技术化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不管有理没理，就是给钱，对错不重要了，这就是我说的去政治化的意思。

（常识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这句话是很讨骂的。知识分子不需要在意对错或者有没有道理，只需关注技术、人民币解决了多少内部矛盾，如何按照这种方式更好地解决内部矛盾。问题是，如果有人想用技术、人民币制造矛盾，怎么办？项老师所谓非政治化，是不是有点犬儒的意思？）

其实知识分子提供的就是一种生活方法，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法，道家有道家的，财务总监有财务总监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法的要义就是这种分析性的反思。反思就是提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能这样，提问要有一定的逻辑性，根据实际的观察进行比较，通过推演。这不是对别人的责任感，也不一定是共同体的责任感，其实就是对自己、对自己附近的反思。

（常识问题。知识分子反思现实，不是出于对别人的责任感，只是对自己的反思。项老师似乎在批评那些沉浸在自己理想世界中的不接地气的知识分子，自以为心忧天下，实际只是自恋。曾经与他对话的许知远，似乎有些自恋，但是，难道他没有对于别人的责任感吗？他在访谈节目中的表现，受到不少人的喜欢，难道只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恋吗？自恋与关心他人、心忧天下并非不相容。）

这不是否定共同体，但是共同体这个传统在非知识分子那里其实深厚得多，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私的，个体性比较强，这个确实是真的。原来农民、工人，包括你们办公室里面的人，哪怕知识程度相对低，共同体的感觉会比较强，因为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一起劳动，会形成很多呼应。

（欠通顺。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一起劳动，共同体的感觉会比较强。难道知识分子都是远离尘嚣的孤家寡人，不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一起劳动吗？个体性比较强一定就是自私吗？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个体性一般都比较强，这样才能做出特色。）

今天我们提到知识分子这个词很多次，但是我从来不是这么去界定自己的角色，这本书我也从来没有想到给知识分子看。

（如果专给知识分子看，可能不会这么畅销。不管写书的受众是不是知识分子，一定的严谨还是要的，不能像这本书一样，随便给出一些论断。）

但知识分子话语在中国还是很强，虽然有民粹主义，比如大学独立精神这种话语，有时候就会神化西方的大学，其实这不是很健康的思考方式。西方大学也有财务问题，当然他们确实比较独立，但我们得考虑这个独立是怎么在每一天的实践当中构造出来的，它不是靠精神，它有它的方法。

（常识问题。项老师似乎想说，不是有几个蔡元培那样的校长或者类似鲁迅的教授，就可以创造独立的大学。应该好好研究西方独立的大学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是怎样一步步创建的，其中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要明白，哪些因素可以学习，哪些因素不可学，不能单单羡慕他们的独立，而对自身的条件没有自知之明。一句话，西方有独特历史与国情，那里独立的大学，咱们学不来。那么，哪里的大学可以学习呢？同为儒家影响的韩国大学，能学吗？蔡元培的北大，可学吗？）

倒过来讲，在中国要独立也没有那么难，但关键谁都想当官，当了官有资源，有了资源就不想下台，那不就是不独立了吗？要在不造反不当官的情况下，做个普普通通的独立学者，是有可能的，没有必要拔得那么高。

（常识问题。学者想当官，所以做不到独立。做不到独立，是学者自己的问题。项老师是温州商人式的精明，还是把读者当傻瓜呢？鲁迅曾经说，不要羡慕他国硬骨头太多，有时候是系统让他们骨头看起来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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