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学生，陈丹青老师，敢说话，挺会批评，只是他心中的理想太过简单，不符合这个理想的，他都看不顺眼，缺少一种同情的理解。不是说他批评得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说，他这样的文章读多了，容易愤世嫉俗，不是什么好事。下面是他文章《羞耻与责任》片段的点评。

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完全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政府先是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

（常识问题。陈老师似乎把人格分为工具人格与独立人格，有点看不起工具人格。他如果不是因为艺术成就转化成了商业价值，还会这么有底气重视独立吗？艺术成就转化成商业价值，难道不是变成了商人的工具吗？海归也要吃饭，有工具人格，很正常。并非每个海归都彻底工具化，很多也有坚守，并落实到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之中，只是没那么高调而已。不能说像陈老师这样有个性才叫独立，没名气、有个性，有时叫撒野。）

在人文艺术领域，海归派也沦为工具，或自甘于工具。

（不管是土鳖还是海归，只要在人文艺术领域，能成为工具已经很不容易，不少人想沦为工具还沦落不了。有些优秀人文学者很适应大学的体制，该发论文发论文，该评职称评职称，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写出精彩的文章。人格分裂，不是不可能。）

百年海归的命运，映证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历史潮流与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多半是本土派胜利，海归派挫败、调整、合作。

（常识问题。为什么把海归派说得如此不堪呢？不是因为他们是海归，所以失败，而是由于他们不接地气，才失败。胜利者里有海归，失败者中有土鳖。认为胜利者里都是类似李云龙的土鳖，是极大的误解。）

而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

（常识问题。陈老师认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关系不平衡，是以西方的平衡为参照。问题是，西方不是刻意去平衡这三个层面，不是看到哪个层面落后了便努力去发展，三个层面实际是一起发展的。西方人即使看到他国三个层面不平衡，也给不出药方，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不平衡。把西方三个层面的平衡当成模板，把西方当成老师，老师却给不出药方，这样的老师不合格。

什么样的老师才合格呢？应当是在器物、制度、文化三层面与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她们如果也以西方模板来发展，肯定有一定的得失，三层面也有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与中国的不平衡有什么不同，对中国有什么启示，这个更重要。金雁老师写过相关主题的书，非常好。

在不同国家多找些相对平衡或不平衡的参照系，可以对本国的不平衡有更深的理解，理解深了，只会谈论具体的问题，不会谈什么“平衡”之类的大词。）

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

（常识问题。单单从器物层面理解这些巨大发展，是片面的。没有制度、文化的支持，这些发展不可想象。很多国家想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学不来，就是因为那里缺乏类似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这些制度与文化带来了器物层面的大发展，现在陈老师却说这些制度与文化配不上器物层面，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的感觉？）

但目前制度层面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是绕不过去的，即人的现代化。今日，民主意识，还差太远，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陈老师认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其实没有深究具体原因。西方现代化主要靠创新，这里现代化不少靠复制，复制是不可持续的。表面上，西方有些大城市的现代化还不如上海、广州，但根子上很不一样。重要的是要努力改变器物发展的方式，一定要创新，如果不改变，陈老师所认可的“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也将辉煌不在。

改变器物发展的方式，大家有动力，因为害怕落后被挨打，如今国际的现实也逼着大家改变；脱离器物层面，指望直接改变制度、文化，大家没动力，反正生活过得挺好，改什么呢？害怕落后被挨打，去逐渐改变器物发展的方式，那么，制度、文化一定会有所改变。器物层面的创新，也需要精神的不闭塞。）

这是非常畸形的现状，前景暧昧：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常识问题。如果灵魂、主见都有了，前面几十年经济还可能快速发展吗？西方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就是害怕灵魂、主见，才到发展中国家来办企业。陈老师指出的问题的确存在，他还暗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度、文化的改革。解决问题是实操层面，实操牵涉的细节错综复杂，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不是人文知识分子所能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偏激也可以，但至于怎么解决，不用考虑。外行人泛泛而谈制度改革，等于什么也没说。

陈老师说，当下现状很畸形，这是与西方模板对比。如果与传统中国模板相比，还会那么畸形吗？一个文学专业有所进步、考了80分的学生，与物理专业的优等生不可比，但与以前的自己，还是可以比一比的。一个心中只有一个理想模板的人，看什么都是畸形，与这样的人没法谈论具体问题。）

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处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常识问题。海归认可的新价值观相当于几盆水，中国传统价值观等于汪洋大海，指望几盆水倒入海里便有质的改变，可能吗？海归认可的新价值观在西方就是那里的常识，的确，这价值观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日本人、韩国人的常识，但不能因此就推论说它可以成为这里的常识，更不能说它成为常识就一定是好事。单单指望观念来改变、完善现实，是一种乐观主义。）

我常说，留学不值得骄傲，那是悲剧。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但国内我们不提供人格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教育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

（常识问题。清朝的旧式教育培养出几个硬骨头吗？单单教育能培养出独立的人格吗？有什么系统，就有什么教育。陈老师有独立人格，活得挺好，不代表别人如此也活得好。系统需要什么，教育就培养什么，执着于所谓人格，对学生也许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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