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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学生陈丹青关于现代化的牢骚很痛快但也止于痛快

 

木心的学生,陈丹青老师,敢说话,挺会批评,只是他心中的理想太过简单,不符合这个理想的,他都看不顺眼,缺少一种同情的理解。不是说他批评得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说,他这样的文章读多了,容易愤世嫉俗,不是什么好事。下面是他文章《羞耻与责任》片段的点评。

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完全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政府先是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

常识问题。陈老师似乎把人格分为工具人格与独立人格,有点看不起工具人格。他如果不是因为艺术成就转化成了商业价值,还会这么有底气重视独立吗?艺术成就转化成商业价值,难道不是变成了商人的工具吗?海归也要吃饭,有工具人格,很正常。并非每个海归都彻底工具化,很多也有坚守,并落实到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之中,只是没那么高调而已。不能说像陈老师这样有个性才叫独立,没名气、有个性,有时叫撒野。

在人文艺术领域,海归派也沦为工具,或自甘于工具。

不管是土鳖还是海归,只要在人文艺术领域,能成为工具已经很不容易,不少人想沦为工具还沦落不了。有些优秀人文学者很适应大学的体制,该发论文发论文,该评职称评职称,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写出精彩的文章。人格分裂,不是不可能。

百年海归的命运,映证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历史潮流与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多半是本土派胜利,海归派挫败、调整、合作。

常识问题。为什么把海归派说得如此不堪呢?不是因为他们是海归,所以失败,而是由于他们不接地气,才失败。胜利者里有海归,失败者中有土鳖。认为胜利者里都是类似李云龙的土鳖,是极大的误解。

而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

常识问题。陈老师认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关系不平衡,是以西方的平衡为参照。问题是,西方不是刻意去平衡这三个层面,不是看到哪个层面落后了便努力去发展,三个层面实际是一起发展的。西方人即使看到他国三个层面不平衡,也给不出药方,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不平衡。把西方三个层面的平衡当成模板,把西方当成老师,老师却给不出药方,这样的老师不合格。

什么样的老师才合格呢?应当是在器物、制度、文化三层面与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她们如果也以西方模板来发展,肯定有一定的得失,三层面也有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与中国的不平衡有什么不同,对中国有什么启示,这个更重要。金雁老师写过相关主题的书,非常好。

在不同国家多找些相对平衡或不平衡的参照系,可以对本国的不平衡有更深的理解,理解深了,只会谈论具体的问题,不会谈什么“平衡”之类的大词。

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

常识问题。单单从器物层面理解这些巨大发展,是片面的。没有制度、文化的支持,这些发展不可想象。很多国家想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学不来,就是因为那里缺乏类似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这些制度与文化带来了器物层面的大发展,现在陈老师却说这些制度与文化配不上器物层面,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的感觉?

但目前制度层面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是绕不过去的,即人的现代化。今日民主意识,还差太远,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陈老师认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其实没有深究具体原因。西方现代化主要靠创新,这里现代化不少靠复制,复制是不可持续的。表面上,西方有些大城市的现代化还不如上海、广州,但根子上很不一样。重要的是要努力改变器物发展的方式,一定要创新,如果不改变,陈老师所认可的“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也将辉煌不在。

改变器物发展的方式,大家有动力,因为害怕落后被挨打,如今国际的现实也逼着大家改变;脱离器物层面,指望直接改变制度、文化,大家没动力,反正生活过得挺好,改什么呢?害怕落后被挨打,去逐渐改变器物发展的方式,那么,制度、文化一定会有所改变。器物层面的创新,也需要精神的不闭塞。

这是非常畸形的现状,前景暧昧: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常识问题。如果灵魂、主见都有了,前面几十年经济还可能快速发展吗?西方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就是害怕灵魂、主见,才到发展中国家来办企业。陈老师指出的问题的确存在,他还暗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度、文化的改革。解决问题是实操层面,实操牵涉的细节错综复杂,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不是人文知识分子所能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偏激也可以,但至于怎么解决,不用考虑。外行人泛泛而谈制度改革,等于什么也没说。

陈老师说,当下现状很畸形,这是与西方模板对比。如果与传统中国模板相比,还会那么畸形吗?一个文学专业有所进步、考了80分的学生,与物理专业的优等生不可比,但与以前的自己,还是可以比一比的。一个心中只有一个理想模板的人,看什么都是畸形,与这样的人没法谈论具体问题。)

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处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常识问题。海归认可的新价值观相当于几盆水,中国传统价值观等于汪洋大海,指望几盆水倒入海里便有质的改变,可能吗?海归认可的新价值观在西方就是那里的常识,的确,这价值观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日本人、韩国人的常识,但不能因此就推论说它可以成为这里的常识,更不能说它成为常识就一定是好事。单单指望观念来改变、完善现实,是一种乐观主义。)

我常说,留学不值得骄傲,那是悲剧。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国内我们不提供人格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教育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

常识问题。清朝的旧式教育培养出几个硬骨头吗?单单教育能培养出独立的人格吗?有什么系统,就有什么教育。陈老师有独立人格,活得挺好,不代表别人如此也活得好。系统需要什么,教育就培养什么,执着于所谓人格,对学生也许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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