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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对韩寒的点评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许知远曾经的文章,自恋、愤世嫉俗,现在访谈了那么多名人,似乎好了很多。下面点评他的《庸众的胜利》,从文章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自恋非同一般。当然,写这文章他还不到40岁,四十才能有点不惑嘛。

大约三十年前,当法国学生们被问道,谁是他们最仰慕的公众人物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老年萨特,而是米歇尔·科卢奇——一位电视喜剧演员,以嘲讽和出言不逊著称。

(常识问题。萨特曾经是明星学者,不是因为他的理想主义扎根于现实 ,而是由于他的偏激,偏激才动人,受欢迎。学生喜欢萨特与仰慕科卢奇没有质的区别。与萨特同时代的雷蒙·阿隆,写过《知识分子的鸦片》,观点要平和、理性很多,因此,完全没有萨特的名声。)

时代的风尚转变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改变世界的愿望,让位于七十年代的幻灭与狭隘的个人主义。嘲讽成了时代的情绪,人们在乎的是姿态,而不是内容。

常识问题。法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学生,名义上有理想,实际上不爱学习,只想闹事,奢望绝对自由,包括性自由,认天天批判的哲学家马尔库塞为精神领袖。这种没有多大积极建树的理想主义,有什么好怀念的呢?

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在《时代》评选二〇一〇年影响世界的一百位人物时,他获胜了,而一位直接为推动中国进步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作家倒是落选了。

常识问题。为什么指望一个杂志能评选出真正有贡献的人呢?许老师曾经被杂志评为“青年领袖”,难道就真是所谓领袖了吗?而且,《时代》杂志评选看重的是影响力,韩寒家喻户晓,这就是影响力,那位作家,有多少人知道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哪位作家因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像韩寒一样为人所熟知呢?)

没人能否认韩寒的魅力。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重角色结合起来,并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

作为一个青年人,这似乎已经足够了,他必定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聪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认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都尴尬的位置——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 

为什么别人不能认为韩寒有思想呢?为什么别人不能赞赏他的反抗呢?为什么许老师说有这些想法的人就是愚蠢、脆弱与懦弱呢?一个人在什么思想层面只能认可、赞赏什么,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那个哗众取宠的齐泽克,这些喜欢是发自内心的。许老师的贬损,缺乏一点同理心。

但这不是韩寒,人们越是把他推向这个位置,越暴露出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呐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在某种意义上,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

常识问题。一旦说出庸众一词,许老师立刻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庸众时代正在兴起,是什么意思?庸众比例越来越多?难道以前庸众比例比较少吗?以前的教育水平可没有现在这么高。教育水平高了,庸众反而多了?

许老师之所以感叹庸众时代兴起,是因为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自信,而且民众越来越能够通过自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时不刻不影响着周围的人,难得有思想、个性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掉。应该坦然接受平等主义的到来,许老师似乎也开始接受了,否则他的谈话节目《十三邀》也不太会走红。

是的,你可以说每个杰出人物必然与他身处的时代相关联,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名声和有影响力越来越与个人的质量、才能和成就无关。在西方,这是个Paris Hilton和苏珊大妈的年代——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因为不怕出丑而有名。在中国,这是个李宇春与小沈阳的年代——人们因她小小的个性,或是他的自我贬损,而把票投给他们。

常识问题。许老师对出名的逻辑理解太简单了,世界上有个性或懂得自我贬损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单单李宇春、小沈阳出名?而且李宇春甚至不是流星,一直保持着某种影响力。 

名声与个人的才能和成就无关,一大原因是,自媒体现在掌握在民众的手中,民众能够造星,甚至不在乎所造明星本事如何,而以前,能在媒体露面从而有机会成名的,都是有些水平的人。)

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彷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吗?用他人来比较韩寒,既不恰当也不公平。但是,公众对两者的态度,却恰好不过地映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不谈论那些更重要的名字……集体性的沉默与忽视也在表明,其实我们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反抗毫无兴趣,甚至心生恐惧。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仅要反抗,而且有明确的主张。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常识问题。许老师已过不惑之年,智力与情感上应该成熟了,不过似乎不太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的确,他在访谈节目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某些良知,强调自由的重要性,但他像韩寒一样,变得很机智,知道雷池在哪里。平时写写书,做做节目,过着自由自在、消费不低的游荡生活,这是他眼中的“庸众”也许极其羡慕的生活。他嘲笑韩寒,是不是有点五十步笑百步的感觉?

他嫌弃庸众对反抗没有兴趣,他自己又有多少兴趣呢?当然,他可以说,体现某种良知也是反抗,那么,民众在平时工作、生活中体现的良知并不比他少,只是这些良知没有知识分子的色彩,指望大家都执着于自由之类的大词、理念,是一种苛求。

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组词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常识问题。嘲讽不是为了消解权力,也不是自我麻醉,越善于嘲讽的人越清醒,像陈佩斯那样的喜剧明星,悲情。普通人的嘲讽,只是图一乐而已,活得挺压抑,乐一乐不好吗?

而且,人们或许也觉得,韩寒也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他可以进行象征性、边缘性的反抗,然后还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场进行一次购物。韩寒成了所有人的借口,人们借着他撒娇,卖弄自己那可怜的“小心思”。 

常识问题。撒娇、卖弄可怜的小心思,如此刻薄地评价普通人对不良现象的嘲讽。卖弄,至少还是主动行为,需要动点脑筋。现在流行刷短视频,不用动脑,手不停划就可以,以许老师的刻薄,该如何评价呢?娱乐、消遣,是正常的需要,不用上纲上线。每天工作很累了,回到家里还要正襟危坐,低头沉思严肃的自由、反抗,普通人扛得住吗?鲁迅文章那么严肃,忧国忧民,他在上海也喜欢下馆子、看电影啊。

但公众必定为这种愚蠢和怯懦付出代价。既然他们对于真正的成就缺乏兴趣,不去赞叹那些卓绝的道德勇气,不去准备接纳真正的思想,他们就只能在这个烂泥塘中继续打转,相互抱怨、相互麻痹。 

常识问题。说民众麻痹,难道现在的民众还有1940年左右的百姓麻痹吗?为什么那时的百姓还能被发动?感叹民众麻木的,一般都是知识分子,不是实干家。如果知识分子与百姓住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心中麻木的人,其实一点都不麻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不动,非常清楚。百姓不去赞叹那些卓绝的道德勇气,体现的是处世智慧。少说多做,低调为人,才是正道。 

韩寒——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常识问题。韩寒的话使一些人吃惊,便是民族的失败;许老师良心谈话节目让很多人赞不绝口,是不是民族的胜利呢?一点小事,就扯到民族身上,太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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