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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会写散文哲学的周国平2013年发了一篇《想念我生活中的邓正来》,他以为真情实感,我们读来却浑身尴尬。1945年出生的周先生研究哲学一辈子了,为什么还如此不通透。

1.大男子主义

邓正来先生霸气侧漏,有点大男子主义还可以理解。周先生如此内敛之人,为什么谈起大男子主义还那么自然呢?

他说,邓正来“什么时候看见我身体不好,他一定会催我去检查,如果认为是工作太累所致,他会批评我,连带也批评红,要她在家里贴上五个大字:‘国平无急事’。他经常叮嘱红,国平最重要,要把关心国平放在第一位。”邓正来关心朋友周国平的例子应该很多,为什么举这种极端的例子呢?“红”是周的妻子,为什么必须把关心周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不能把关心红或孩子放在第一位?周似乎很享受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周还回忆,有一次邓正来对周的两位女友说:“你们每人每周约他出来一次,要单独和他,找一个好的酒吧,让他放松”,“一位女友听后感动地说,她看到了男人之间的感情。”这是周的原话。也许周的确很有女人缘,竟然有女友听到邓正来这种奇葩要求,还感动。女子单独与周泡档次高的酒吧,便是周在享受人生。这是邓正来的人生观,周好像也赞成。邓正来似乎要求两位女同胞紧密团结在周国平这个核心周围。

2.不了解自己的为人

周说:我很不好意思地引用他对我的溢美之词,只是为了说明他对我的不同寻常的关爱。”邓正来对周的什么溢美之词呢?他说自己阅人无数,很少有像周这样优秀的人。这不是不同寻常的关爱,而是不够正常的偏爱。偏爱到周有些时候已经无法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

比如他回忆:有一年,某台湾名人大陆行,媒体上沸沸扬扬,北大、清华也为其摇旗鸣锣……得知一个朋友为了宣传自己患病的儿子,筹划此人与儿子的会面,他打电话给这个朋友说:如果此人要见而你的儿子不见,那才是牛

台湾名人是李敖。一个朋友的儿子叫子尤,少年作家,曾经写文章质疑周的人品,而且在2013年已经去世,周在文章中却毫不留情地说子尤的妈妈为了宣传自己患病的儿子,筹划李敖与儿子的会面。少年已逝,妈妈肯定很难过,何必还用什么“宣传”、“筹划”之类的词去刺激人家呢?

子尤的妈妈在报纸上发文称:“李敖见子尤,是李敖要见子尤;子尤见李敖,是子尤愿意见李敖。而非我‘为了宣传自己患病的儿子,筹划……’李敖的个性众所周知,其行踪,岂是他人可以“筹划”的?!”妈妈很生气。

3.认不清自己的学术水平

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不在场的场合,如果有谁说我不好,他就特别生气。因为写了许多散文,学界常有人讥我不务正业,他听见了必为我辩护。他办《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把我的名字放在编委的前列,有人表示异议,他就问:你们看过他的哲学吗,他的散文中的哲学怎么就不是哲学了呢?’”

以上是周感谢邓正来在学术界对自己的维护。大家都不否认周的哲学性质的散文比较畅销,也是传播正能量。但不是因为散文里有哲学与正能量就代表学术水平高。没什么重量级学术著作的周,位于《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编委的前列,不觉得别扭吗?邓正来作为朋友,偏袒周,周却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被偏袒。

好像周的某个前妻是哲学学者陈嘉映的妻子,陈的学术水平没话说,喜欢陈的哲学的女同胞,的确不太可能看得上周的哲学散文。

4.无视朋友的偏执

周似乎很欣赏邓正来“什么都要顶级的,顶级的学问,顶级的酒,非五粮液不喝。”他作为朋友,没有适时提醒邓正来,什么都追求顶级,只会把自己累死。学者都清贫,喝酒总喝五粮液,那还是学者吗?在周的叙述中,周始终处于弱势,似乎都是邓为周的健康着想,而不是反过来。 

周说邓正来闭关八年,住在京郊安心地做学问,虽然寂寞、相对贫寒,但起居有序,心境宁静。朋友们都认为,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日子。”贫寒当然不太会有五粮液,却是生命最好的日子。好日子追求顶级的学问,可以不要顶级的酒。当邓正来出关,在大学任职成为著名的学术活动组织者的时候,顶级的酒来了,健康却没了。贫寒时不偏执,成为组织者、领导的时候却偏执了。

邓正来气场强大,似乎一直罩着周,两人的朋友关系不够平等,周似乎无法作为诤友对邓正来说些逆耳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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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庆

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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