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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对中国的预言,准吗

陈寅恪与老友吴宓聊天,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简单说来,首先,中国会富起来,现在是事实;其次,中国的学问、艺术的提升不会像经济发展那么容易,因为急功近利;最后,过分的实用主义,各人自扫门前雪,导致不够团结,更不会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上三点,陈先生的预言,没有错到哪里去。

学问不如他国,怎么办?

陈先生说,搞学术研究,一定要纯粹,越纯粹、越形而上的学问,越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这里的形而上学,似乎是指所有学科那些比较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有时可以互通,不存在隔行如隔山。顶尖的物理学家与音乐家能够聊得很欢。

只有专注于比较根本的原则,才有原创发现。比如A原则使得高端芯片的生产得以可能,西方已经批量生产高端芯片,我们跟在后面跑,眼看慢慢接近西方的水平了,西方原创科学家把A原则做了略微修改,使得更高端的“芯丝”的生产成为可能,芯片立刻淘汰,我们空忙一场,永远跟着别人跑。从芯片到“芯丝”,科学原则没有太大变化,但后续产品却有本质区别。现在天天喊芯片重要,其实依然是陈先生说的“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没有真正强调形而上的研究。

那么在研究纯粹学问方面,陈先生做得如何呢?“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这是俞大维的回忆。虽然陈先生学术研究拒绝意识形态的影响,很纯粹,但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唐朝历史,结果是很具体的历史结论,与形而上的历史哲学关系不大。黑格尔曾经开过历史哲学的课程,课上他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什么教训也没学到。不知道对总结历史教训特别感兴趣的陈先生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感想。当然,他坦言,平生不解黑格尔之哲学。

这里有个矛盾,陈先生认为研究形而上的学问很重要,但自己作为纯粹学者又没有兴趣研究。当然,他会说,中国人这么多,总有人有兴趣的。对形而上学有兴趣的人,抱着他提倡的纯粹态度,一定有所创获。问题是,陈先生的个例是不是暗示了某种共性呢?中国人似乎对形而上学就是不感兴趣,即使感兴趣,也只能浅尝辄止。1980年以来,学者可以放开研究最纯粹的哲学形而上学,可是没有见到一本响当当的原创性著作。

陈先生痛恨的急功近利,是学术研究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研究的结论是不是严谨,是不是哗众取宠,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越多,越有物质方面的好处。 

陈先生学术研究的“功利”在于,看重学术研究结论——历史教训的实实在在的用处。哲学形而上学、基础科学、数学前沿等等,短期看来几乎没什么用处,更像是智力游戏。有些人喜欢把老庄哲学、孔孟思想理解成无用之学,说无用之为大用,其实依然着眼于它们的用处,这些古老的思想,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纯粹的智力游戏。 

日本人受儒学影响,对没有用处的哲学形而上学兴趣不大,没有什么纯粹的哲学家,读他们的哲学著作,不像读西方哲学那么隔膜。他们对没有用处的基础科学、数学前沿却很感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他们的科技为什么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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