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文庆 >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没有伏尔泰那么偏爱中国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没有伏尔泰那么偏爱中国

童子:领导人曾经引用过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的名言“我头上的星空与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把道德法则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康德出生于1724年,比伏尔泰年轻30岁,两人关于中国的观点,有天壤之别。伏尔泰以赞扬为主,康德几乎没有露出欣赏的态度。他作为哲学家很出名,但谈论中国却没那么严谨。

先生:不可能全是批评吧?

童子:那倒不是。他的一个看法,咱们听了也许会心一笑。他说,中国人无论什么都吃。新闻经常报道外国某某生物泛滥,网友便调侃说,为什么这些生物不来中国呢?来了就是盘中美味。

 

先生:康德这不算夸中国,他夸过什么吗?

童子:他夸中国人勤勉、含蓄。

先生:勤劳的中国人,似乎已成固定短语,听腻了。含蓄,也许是和西方人的坦率做一对比。咱们有些商人不愿意做内销而想做外销,就是因为某些外国人的坦率可以降低沟通成本,含蓄就不一样了。不过另外一些人很喜欢含蓄,享受酒桌上谈生意的勾心斗角、口是心非,越是含蓄,越能体现沟通的艺术。与坦率的外国人沟通,就像白开水,没有味道。

童子:康德从含蓄联想到中国人的善于欺骗,卖瓷器的以次充好,卖鸡的在鸡的体内填沙子增加重量。这让我想到猪肉注水、瘦肉精。18世纪的中国与现在似乎在某些方面差别不大。

先生:历史读多了,会少一些无谓的愤慨。

童子:康德提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切言谈举止都清楚写在礼仪书上,不得有半点差错。礼仪是传统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人抱着传统习俗死死不放,对未来生活却漠不关心。

先生:中国人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怎么是对未来生活漠不关心呢?

童子:也许康德的意思是,困在传统里,理性派不上用场,毫无自由可言,那就谈不上什么未来的生活。即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前人所指的道路,不一定适合自己。

先生:他似乎认为德国人已经迈上了理性的康庄大道,中国人还被传统紧紧束缚。康德作为西方学者是不是以西方为中心来审视其他国家呢?

童子:也许吧。即使强调中国特色,也不能太过排斥理性。20世纪的两次运动虽然削弱了传统,但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现在的我们,似乎并没有理性多少。只能稍稍摆脱传统,又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这又和康德另一观点联系在一起了,他说中国很重要的法令是服从与敬重上司。以前单单是传统让人服从,所谓三纲五常,现在又加上20世纪的意识形态,比如过激的民族主义,不服从就是政治不正确。

先生:年轻人曾经对锺叔河老先生说,如今面对不可抗力很无力,非常困惑。锺先生回答,中国是文明古国,传统力量极其强大,不可抗力很多是传统导致的。他没有提到当下人为的因素,也许可以说,即使是人为的,这些人也是被传统所决定。所以那些让人听话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变种。三纲五常没有说服力了,可以换个说法。

先生:有些外国人很惊讶中国人在服从上做得那么到位,比如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是说,西方人习惯不服从,就一定是理性;咱们习惯服从,就是不理性。选择服从,也是出于理性的算计。

童子:我们与他们所理解的不理性,有什么不同呢?

先生:他们把自己的权利看得很重要,政策侵害了权利,不理性;我们不太看重纸面上的权利,更看重违背政策的后果,违背之后丧失更多的权利,不理性。

童子:为什么他们能把权利看得那么重呢?

先生:如果说,权利是勇敢的前辈用鲜血换来的,当然要珍惜。这只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这些先辈与统治者斗争的时候,统治者没有对先辈赶尽杀绝,最终还是认可了先辈的诉求。这样的过程并没有完全发生在咱们这里。20世纪咱们很多先烈非常重视自己的权利,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可是最终,维护权利成了手段,谋取权力与实现稳定才是目的。所以我们不太重视某些纸面的权利是有原因的,不是奴性。有人说,纸面上规定了什么权利,所以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这纯属幼稚。仅仅纸面上规定了什么权利便能享受的话,那权利来得太容易了。

 

 



推荐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