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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端午节》与端午毫无关系

端午节

看到“端午节”三个字,总想有点喜庆,可是到了鲁迅这儿,却讲了一个教员兼公务员的书生讨薪的故事。穷人怕过节,节日本是狂欢与消耗,可是穷人没有欢乐的资本,更无钱财可以消耗。印象中,大家熟悉的鲁迅小说,只有《社戏》读起来比较轻快,其余,似乎都有点苦哈哈,用现在的话说,能量为负。下面进入正文。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似的;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据在他脑里了。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

方玄绰,很讽刺的名字,好像是这样一个人,研究玄之又玄的学问,而且很阔绰。实际上,方先生是百无一用的穷书生。“差不多”的口头禅,成了他的精神胜利法。

鲁迅的对头,胡适,专门写文章讨论过“差不多先生”:红糖、白糖差不多,山西、陕西差不多,千字、十字差不多,八点三十分、八点三十二分差不多,兽医、人医差不多,生、死差不多,人人都成差不多先生,中国成了懒人国。这也是对所谓国民性的一种批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出了名的。

那么,胡适与鲁迅批判的着眼点有什么不同?胡适主要说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做事不较真,什么都做不好。其实这种差不多的精神,如今明显地体现在企业供货上,出口欧洲的商品,因为客户较真,便精工细作,而内销的商品没那么讲究,大家都觉得差不多就好。曾经有人发文说内销与外销牛奶的差别,就是一例。不是奶企歧视,是某些客户被差不多精神绑架了,反正喝不死人。

有人说,把国内标准提高到欧洲标准,不就行了?关键是有关部门也相信差不多,根本没有提高标准的动力。而且提高标准就是提高成本,奶企会想法设法对有关部门进行公关,公关成本远低于标准提高后的成本。欧洲的有关部门就没那么容易被公关了。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欧洲有关部门不相信差不多。

鲁迅所谓差不多,不是说科学精神的缺失,更是强调反抗精神的缺失。比如,“方玄绰”喝到质量不高的牛奶,不生气,反而会想,如果自己是奶企老板,也会提供如此质量的牛奶,于是便释然了。

他自从发见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这篇小说写于1922年,当时社会变化比较缓慢,大家对市场竞争还不熟悉,一个单位不参与市场竞争,便没有压力,可以得过且过,单位里的人,资历比能力更重要。竞争,需要能力;不竞争,只要资历。以前有些国企,倚老卖老,死气沉沉,也是这个道理。方玄绰工作的地方是学校或者政府部门,都没有利润考核压力,老辈威压青年,司空见惯。现在的互联网大厂,几乎都是市场培育的民营企业,听说员工35岁就要“毕业”离开,根本没有卖老资格的机会。

一旦私立学校参与市场竞争,政府重视GDP量化指标,中青年骨干可能更受重视,资历老则用处不大。可是近年来,大家也在反思,参与竞争的学校、政府变得越来越势利。 

不能指望单单引入竞争来消除倚老卖老,从小培养平等待人、相互尊重、以理服人的习惯,很重要。问题是,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实环境下,培养这些习惯,很难。家长、教师在与各种领导沟通的时候都体会不到相互尊重,如何教育孩子懂得相互尊重呢?孩子越是相信相互尊重的重要,将来越痛苦。所以最关键的是,如何让官大一级不要压死人。

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

有权力,就会欺压弱者,弱者有了权力,会欺压新的弱者。比如疫情来了,有些地方的隔离政策非常粗暴,被隔离的居民也许会想,自己如果是隔离的执行者,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这样想,政策不管怎么做,可能都会得到辩护。

问题是,面对粗暴的政策,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像方玄绰那样自我安慰,至少不那么痛苦。不想这么软弱,就通过社会管理者认可的正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比如拨打便民热线12345。没有效果,可以寻找权威媒体或律师帮忙发声。还没有效果,通过自媒体或自发聚集到有关部门发声。依然没有效果,也没辙了,除非采取激烈手段。比如亲人病危还不让进医院,只能豁出去。只是,豁出去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不应该谴责方玄绰奴性,更应该反思,他之所以软弱,是因为没有看到多少人通过正规、合法渠道改变粗暴政策。当然,环境再怎么恶劣,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不可能像方玄绰那样为粗暴政策辩护,他们至少会在确认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温和地表达异议或者在行动上不配合。

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

与恶作斗争的人,不是没有,只是不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些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家庭幸福、金钱、事业甚至生命,令人敬佩。在黑暗的环境中,他们就是星星之火,但不一定能够燎原。指望普通人牺牲太大去当星星之火,不现实。但可以希望普通人在响应粗暴政策的时候不要那么积极。

钟叔河曾经提到,有段时间颁布了一个荒谬的政策,结果大家踊跃参与,生怕别人说他们不积极,根本不去想这个政策是不是荒谬。他认为这就是愚昧,启蒙依然在路上。启蒙就是希望大家有“是非之心”,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以启蒙者自居,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明事理,根本不需要什么启蒙者。启蒙者都是自以为是。恰恰是排斥启蒙的这拨人,也许响应粗暴政策最积极。他们不谈是非,只讲立场。这更说明了,启蒙的事业,任重而道远。只有被启蒙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才知道尽可能明辨是非,没有勇气积极反抗荒谬的政策,至少可以消极反抗。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其时大概是提起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来,于是说到“古今人不相远”,说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终于牵扯到学生和官僚身上,大发其议论道:

现在有些人很奇怪,谈到现在的丰衣足食、交通发达、通讯便捷,便说,时代在进步嘛。可是一谈到负面的现象,便会说,“古今人不相远”,中国向来是官本位的社会,偶尔无视百姓疾苦不可避免,杜甫诗里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其实,他们对历史非常欠缺了解,不是所有朝代都一样黑,应该了解,那些不太黑的朝代,比如宋朝,做对了什么,我们可以借鉴些什么?真懂历史的,会同情地批判现实;学了点历史皮毛的,或者拼命维护现状,或者对现状的批判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以“性相近”为现状辩护也很多,比如说到贪污,有人马上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英国也有贪污,有什么奇怪呢?这些人为两种现象找到粗浅的相似点之后,便不再进一步思考了,他们不会想到,都是贪污,不同国家的贪污程度有什么不一样?预防贪污的措施有什么差异?所有这些差异,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如果都满足于肤浅的相似点,那么,世界上的人,都有五官,所以都差不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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