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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所谓“国进民也进”

童子:先生,近来读崔之元先生的文章,他认为重庆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中国其他地区应该向重庆学习,懂得“国进民也进”的道理。只有国有资产大幅增值,政府才敢于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

先生:在当下困难的环境下,减税是必需的,不过,给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减税的前提是不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需要商榷,国企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低效率与人浮于事。

童子:但是崔先生给出的具体数据说明,重庆前几年的国有企业的确很有活力,给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收入。

先生:现在大家都喜欢以数据说话,似乎数据说明的道理就是科学的道理,但是前提是收集、整理数据的人本身是科学的,如果人有问题,谈数据有何意义呢?

童子:的确,现在不管国企还是民企,财务或多或少都有毛病,相对来说,国企的账本更难搞清楚。国企的利润数据虚高不会伤害到国企管理者的利益,只会坑了国家与纳税人,国企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国家的利益是分开的。但是,崔先生说,民企老板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也可能是分开的,他们可能会把A企业的资产悄悄转移到B企业,然后不管A企业的死活,即使A企业倒了,伤了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老板本人却能全身而退,获利颇丰。

先生:这种缺德的老板的确存在,他们暗中转移资产的行为是违法的,不能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容易在民企中存在而不容易在国企中存在,就鼓励国企的发展,对于违法行为,正确的做法是诉诸法律。国企的资产不属于管理者,所以他们无法进行转移,但是他们可以借助国家的优惠政策、自身的垄断地位赚取足够的利润,并将相当份额的利润据为己有,虽然他们不拥有资产,但是其收入相当高,福利非常好,甚至在亏损的情况下,也可以求助于国家的补贴以保证其收入与福利的相对稳定。有国家作靠山,他们根本没有创新的动力,官僚作风严重,毫无效率可言。

童子:但是崔先生辩解说,重庆坚持国资经营与政府行为脱钩,保证国资经营不靠政府财政担保,这样国企也就不得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先生: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毫无意义。在如今的体制下,国企系统的权贵是很难分离的,即使在韩国这种具有相当权力制衡的国家,权贵的关系仍然剪不断理还乱。至于国企中权贵的关系到底如何,效率究竟如何低下,建议崔先生隐姓埋名去国企做一名普通员工,那样的亲身体验可能会让他改变如今这种力挺国有经济的观点。

童子:既然国企无法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应该尽量减少国企的数量,缩小国企涉及的领域,让民企进入这些领域充分竞争,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如何防止民企老板只顾捞钱而不顾及企业的长远发展呢?比如如今一些民营企业上市的目的就是圈钱,股民买股票完全就是赌博,根本不知道发行股票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发展的希望。

先生:中国的股民太可怜了,那些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造假来坑骗股民的上市企业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不能因为民企的老板的拜金主义、目光短浅、损人利己就不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如何通过制度的精巧设计来逼迫民企老板不得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这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民企老板敢于肆意伤害消费者、债权人、股民与国企低效率都是因为权贵通力合作造成的。

童子:通过一定的方式,让权贵分开,让权力得到制约,民企老板就会更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吗?国企的效率就会提高吗?

先生:如果权贵分开,民企老板就没有了保护伞,假如他们伤害了别人的利益,自有司法部门找上门来。但是权贵形式上分开之后,国企的效率并不会提高,因为国企本身就受制于政府,也受政府保护,本身就意味着权贵合作,他们根本不可能真正分开。

童子:当政府不再干扰民企的正常运行,也不再给民企或民企老板不适当的保护时,民企的确会不断壮大,少数企业还会成为巨无霸,这样一来,这些巨无霸会不会运用自己的实力强占资源,就像如今国有企业一样强占资源,损害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妨碍资源的最佳配置呢?

先生:这种情况当然会出现,平等的竞争并不意味着结果的平等,有些杰出的企业家当然会做大做强,他们甚至会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强制或诱使政府与他们合作,达到类似国企的权贵合作。比如西方社会中,巨无霸企业通过政治献金与政客做交易,政客竞选成功,企业就会得到很多好处,如获得很多订单。这时候很难分清企业是凭借真正实力获得订单还是由于政客的照顾而获得订单。当然,制度上的设计可以阻止企业与政客进行太过明显的交易,但是比较隐蔽的交易,就很难避免了。

童子:这时候怎么办呢?

先生:这时候只有指望企业的大局观了,只要企业家的素质较高,他们就不会老想着与政客勾结去霸占资源却不创造财富。

童子:这样说是不是太过书生气了?

先生:不是书生气,再好的监督制度也需要素质高的人去执行,更何况有些事情根本无法监督,不指望人的道德,还能指望什么呢?

童子:这样看来,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道德作基础。不过,崔先生似乎并不反对发展民营企业,相反,他赞成给税负挺重的民企减税,但是减税的前提是政府先得大力发展国企以便获得较高的财政收入,否则给民企减税似乎会导致入不敷出。

先生:大力发展国企只会让它们毫无成效地霸占太多的资源,垄断太多的领域,严重挤压民企的发展空间,即使给民企减了点税,意义也不大。当下,不发展国企而给民企减税,短期内政府可能会遭遇财政拮据,但是长痛不如短痛,长期看来,民企可以利用政府减掉的税收进行扩大再生产,创造更高的效益,也就可以上缴更多的税,这样看来,减税反而会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

童子:大力发展国企,肯定是不明智的,那么重庆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交易、金融创新等等,是不是有可取之处呢?

先生: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好的,它们都有助于让资源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民企的自由竞争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判断一个政策是不是合适,主要就看它是不是有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当然配置的目的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每个人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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