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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建无方,百姓遭殃

童子:先生,前段时间大同人民跪留耿彦波市长,着实让我吃惊,天下竟然还有如此深得人心的父母官。现在看了《南方周末》的详细报道后,反而觉得市长大人没什么伟大了。民众留他,某种程度是由于利益关系,而不是因为对他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因为耿市长以大拆大建闻名,一旦他离开,房屋被征收的住户可能无法回迁,工程队可能讨不到工程款,交钱买了地的主可能拿不到土地。

先生:耿市长有没有做对什么呢?

童子:有。他有力地保护了文物古迹,这是他与其他地方官员最大的区别,很多官员都与房产商相勾结,古建筑能拆就拆,尽快卖地换钱(土地财政),耿市长也搞土地财政,但所卖的地上面没有古建筑,卖地换来的钱恰恰用来保护古建筑。不仅是保护现有的古建筑,还刻意按明清时期的格局复建古城,也就是造一些仿古的建筑。当然,仅有古城不利于招商引资与现代化,所以在古城之外又请国际知名设计公司打造新城。所以大同当地流传起“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如耿彦波来三年”的说法。但是,如此大手笔,耗资也惊人,2010年一年就花了500亿元,而2012年大同市财政收入还不到200亿元。

先生:中国城市的规划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而耿市长这样少有的大规划若能完全实现,大同的确可以看上去很美,旅游业可能更加繁荣。但保护文物古迹只应按科学的方式修缮古人的东西,不是造仿古的建筑,北京将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掉,是实实在在毁坏文物,但仿古的建筑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去古城古镇旅游时,发现周围都是当代人所造的东西,心中是何感觉呢?

童子:关键大同还很穷,但政府却将大把大把的钞票花在没有必要的仿古建筑上,实在是本末倒置。

先生:复建古城也让很多居民从黄金地段搬到偏远的新城,这种大规模的搬迁只是因为市长大人的一个构想与一声令下。其实,强制搬迁是很残忍的事情,居民在古城区住惯了,城区的点点滴滴都可能勾起成长过程中各种温馨的回忆,所以回老家并不是回到冰冷的房子里,而是回到浸透酸甜苦辣的如烟岁月,故乡的人与物曾经让我们懂得了一个又一个道理,看到这些人与物就能感受到安全与温暖。一旦搬迁,新房子虽有空调,仍然是冰冷的,因为新房子没有见证过我们的往事,它只能让我们更加怀旧,更想回到故乡。

童子:耿市长似乎没怎么顾及古城区居民的感情,为了政绩大肆拆建。但现在很多地方的人挺愿意拆迁,因为补偿标准很高很高,一些人本来是无业游民,一旦拆迁,分了好几套房子,于是自己住一套,其余全部出租,光靠收租金就可以支撑家庭了,于是更加不务正业。而没有摊上拆迁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子。

先生:拆迁补偿无可厚非,但不能鼓励不劳而获。如今摊上拆迁就像中彩票一样,政府的钱在拆迁户与非拆迁户之间的分配很不公平,政府应该把钱花在实实在在的民生项目上,民众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对待。至于现在很多人愿意摊上拆迁,不仅因为可以分到房子与钱,而且是时势所逼,即使与老房子有再深的感情,也不能当钉子户,风险太大了。

童子:不过,大同的拆迁补偿标准却低得多,拆迁户不是得了利愿意搬,而是不得不搬。由于财政紧张,老房子拆了以后,拆迁户的租金补贴拿不到,学校老师的岗位工资被取消,不少靠政府发工资的民众的收入相应减少,钱都被拿去拆造房屋了。这完全是折腾老百姓,如果民主投票的话,耿市长的拆建构想肯定不能通过。

先生:如果老百姓过几年苦日子,耿市长的设想可以完全实现,也勉强过得去,毕竟城市变得有模有样了。但中国的现实是,新官上任可能把前任的设想全部或部分打翻以实现自己全新的宏伟蓝图,每位新官都是如此,新官的前任极有可能留下烂尾项目。所以负责任的官员想搞一个项目,一般会在任期之内将项目完成,即使是完不成的项目,也要确保下一任官员不敢终止该项目,如果不能确保,干脆就不搞。

童子:可是耿市长不是这么做的,他搞的工程如此浩大,甚至在他离任时,整个大同市中心依然像个大工地,古城区的多数建筑物不是拆到一半,就是刚建到一半。

先生:他把大同当成了试验场,但不知道还要花多少钱才可以完成既定项目,不过现状是拆迁户老家被毁,还拿不到租金补贴,很多人工资被降,拆建工程队拿不到工钱,听说还有无偿拆迁。如此劳民伤财的项目,耿市长竟然能够上马,足见他的铁腕。下一任市长会有如此的铁腕吗?会在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认可耿市长的拆建构想吗?即使认可的话,他有手段与资源去完成耿市长的项目吗?

童子:我对此持悲观态度,耿市长就这样不负责任地将如此大的烫手山芋丢给了下一任,可能留下许多烂尾工程,为了这些烂尾工程,老百姓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先生:关于大同新城的建造,似乎也不妥当。小小大同的新城,需要请国际知名设计公司来打造吗?听说规划中的歌剧院像国家大剧院,体育场酷似鸟巢,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造型更加魔幻,大同这么点地方,有多少人会想到去歌剧院、美术馆、博物馆呢?它们都需要建,但没必要建成地标,只要气派一点,可以容纳足够的人,名副其实一点,图书馆要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博物馆经常展览不同的文化遗产,美术馆则展览各种艺术作品,不能只有建筑没有内容。

童子:明明没钱,还要搞如此花哨的新城,真是打肿脸充胖子。

先生:城市的活力不在于花哨,不在于有多少地标式的建筑,而在于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失业率是不是很低,政府有没有足够的钱投到民生项目,老百姓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是不是感到幸福舒心。

童子:大同的这个案例非常特殊,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市长能像耿市长一样弄这么大一个摊子。

先生:中国的官员,拍脑袋定项目是司空见惯的,只不过耿市长拍脑袋所定的项目比较吓人。按理说,任何重大项目上马之前都需要提供可行性报告,人大代表认真审核并表决,没有代表的表决,领导无法上马任何项目,也没有权力取消任何项目。如果代表们表决通过了一个项目,即使市长连续更换,项目也不会夭折。如果仅靠领导拍脑袋决策,再好的项目都可能夭折。

童子:这么多年来,由于官员更换,不知道多少项目烂尾,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资源。这种情况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虽然耿市长拍脑袋决策,如此折腾老百姓,还是有老百姓说他好,赞赏他的家长式作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长期“懒政”的大同官员形成“强刺激”。

先生:在民众、媒体与人大代表的监督仍然不完善的情况下,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比较有效,官员都怕上司,不过耿市长一个人能监督多少下属呢?当然,市长大人的工作热情让人敬佩,但热情用错了地方,没有造福一方,而是百姓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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