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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无宽容,深刻非脱俗

童子:先生,因患有纵隔恶性肿瘤而离世的少年作家子尤在2005年曾发表《让我心疼的妞妞和〈妞妞〉》,这是读了周国平先生《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妞妞由于身患恶性肿瘤,在一岁半去世)一书之后的一些感想,主要是说周将恶性肿瘤与死亡画等号,没有为妞妞积极治疗,没有帮她争取生命,而是等着她病情恶化、离开人世。当子尤本人被确诊患有恶性肿瘤时,他的母亲是想方设法为他治病的。

先生:周对此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童子:据子尤的母亲讲,周回应说,子尤发表这篇批评他的读后感,就是为了出名,因为周是名人,批评名人很可能出名。如果周真是如此回应的话,我便很难想象他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哲学家。真正的哲人如果遇到别人靠批评他而出名了,肯定只会淡淡一笑,批评只是批评而已,又不是诽谤。

先生:更重要的是,周不是针对一个健康的人,而是针对一个患有恶性肿瘤的少年,这未免有些残忍。

童子:诚然,究竟应不应为患有恶性肿瘤的妞妞治病,周与子尤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周觉得如果为女儿治病,当然可以延长她的生命,但癌症会复发,所以即使治疗了,女儿也会在青少年时夭折,长痛不如短痛,好死胜过赖活。而子尤则认为,如果为女儿治疗了,她可以在延长的生命中享受快乐,赢得与死亡抗争的时间,在抗争的过程中感受到真正的生。

先生: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子女一直病着,有些做父母的也会厌烦。而且,治疗恶性肿瘤的费用是惊人的,周只是一介书生,不可能有多少钱,如果举债为妞妞治病,她到了青少年仍然夭折,那就是人财两空,女儿没了,而且欠债累累。如此功利的考虑,不知周有没有写进书里。

童子:特别是现在的医院,都是吃人的,如果为女儿治病到20岁,20年的医疗费可能会让父母一辈子翻不了身。不过,子尤讲得也在理,父母既然把子女生下来,就应该让他们好好活着,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不管子女得了什么病,父母都应竭尽全力为其治疗,如此伟大的父母,世间并不少见。

先生:子尤的观点的确让人无法反驳,以周的哲学家的睿智,不应该看不到。既然批评合情合理,周理应虚心接受,不应指责子尤是为了出名才批评他。而且,子尤的文章是发表在《南方周末》,南周的编辑总不是菜鸟,如果子尤的文章仅仅是哗众取宠,不可能发表出来。退一步讲,即使15岁的子尤年轻气盛,是为了出名才在南周上发表批评周的文章,周也应该宽容,毕竟子尤是个未成年人,而且是以在著名周刊上发表合情合理的文章这样文雅的方式来谋求出名,这比现在很多单单靠恶搞作秀出名的人,不知好过多少倍。

童子:所以,虽然周的很多哲理文章把世界看得很深很深,但只是深刻,并未脱俗。周在回忆邓正来的文章中,谈到邓什么都要一流的,一流的学术,一流的酒,他喝酒只喝五粮液。看来邓很深刻,但也未脱俗。一般说来,读人文学科的学人更可能超凡脱俗,为什么周、邓还是有些俗气呢?

先生:俗气就是过分看重物质与功名利禄,感受不到精神的伟大与超拔。周、邓读了很多思想家的著作,不同思想家的理论模型可以帮助他们多角度看待这个世界,让他们来谈论社会与精神,他们可以说出很多有哲理的话,如果追根溯源,这些话都可以从以前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影子。所以,归根结底,是以前的思想家在说话,而不是周、邓在说话。

童子:您的意思是,周、邓并无多少创新?

先生:在人文学科方面,创新难于上青天,所以钱锺书不愿意搞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那些刻意搞理论体系的人,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等等,公正的历史肯定不会把他们放在多高的位置上。不仅周、邓并无多少创新,而且他们很多时候仅仅满足于说些有哲理的话,而且习惯于使用哲理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辩护,即使这些行为在常人看来是不合情理的,他们很少想过努力去践行一些好的人生理念。

童子:是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先生:这里应该说,如今的人文学者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他们自己。如果学者自己尚未脱俗,仍然顽固、自负、沉沦于物质中,他们如何能全面理解其他思想家的著作,又如何能够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而创立伟大的理论呢?我们的古人首先强调的便是“修身”,周正是修身不够,才会对别人的批评如此计较。

童子:子尤的批评好歹还是在理的,如果某些人蛮不讲理地批评作为名人的周,正如现在一些野蛮报刊所做的,那周计较得过来吗?

先生:从营销的角度看,子尤在著名的南周上批评周,其实是让周更火了,现在一些过气的名人,就是靠批评与反批评让自己重新火起来。至于该不该计较,别人批评我们,如果是对的,就接受,如果不对,有时只能当没听到,只要批评不是人身攻击就行。

童子:如果别人批评得不对,我们可以与批评者理论啊,当作没听见是不是太消极了?

先生:如果别人因为误会而批评得不对,当然可以理论;如果别人是因为价值观的差别而批评我们,理论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使谋也谋不到一起去;假如别人是脑子进水而批评我们,就更没有理论的必要了。

童子:所以只能把这些批评当作浮云,计较毫无意义。但是,如此无视别人的批评是不是有点自高自大?现在很多人就是以价值观不同而对别人的逆耳忠言置之不理。

先生:首要还是谦卑,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想想别人说对了什么,否则,我们会排斥很多逆耳忠言。孔子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教导我们要谦虚地向每个人学习。对待任何事情,都可以像对待批评一样。事情的发生是否有合理之处,如果有,就要认可;是否有不合理之处,如果有,而且可以改变,那就努力去掉不合理之处,如果无法改变,那就顺其自然。如此不断修炼,人可以慢慢变得心平气和。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周在六十岁的时候还与十五岁的少年斤斤计较,实在有失风范,修炼不够。如果他懂得不计较,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搞哲学,留给世人更多的精神食粮。

童子:这也说明,如果没有不断的内心修炼,年纪再大,也达不到孔子所说的境界。

先生:看重五粮液也是境界太低。喝一流的酒与搞一流的学术、做一流的人没有半点关系。而且,一个搞学术的,哪有那么多钱经常喝五粮液呢?如果没有五粮液喝,是不是就要耍脾气?因为喝不到好酒便情绪波动的人,如此沉沦于物质的人,如何能做一流的人、搞一流的学术呢?周还说,邓在说话的时候,就是一言堂,别人根本说不上话,如此霸道、不宽容,就是大师风范吗?古人崇尚的谦谦君子到底在哪里呢?如果没有谦虚与宽容,中国的学者永远只会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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