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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私欲,存天理

王阳明《传习录》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童子:王阳明的学生徐爱想问的是,如果只在自己心里去追求至善的境界,会不会变得太主观了?只是思而不学,怎么能知道如何与父母、君主、朋友相处呢?君主天天空想,如何能仁爱天下呢?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诚信待友总是有很多讲究的,治国方略也是需要学习他人经验的,这些讲究与经验,并不存在于我们内心。

先生:如果孝敬父母的方法是客观的知识,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为什么做父母的对某些子女非常不满意呢?归根结底,还是子女没有在内心中发现孝敬的真谛,只是知道一些僵化的方法,父母不喜欢保健品,他们非得买很多保健品,父母希望与他们聊聊天,他们却忙着刷微博、打游戏,聊天时候心不在焉。王阳明认为,要想真孝敬,必须无私欲。无私欲才不会被一些流行之物所迷惑,才不会为偏见、短视、功利所遮蔽,才可能设身处地为父母着想,想想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而且父母的需要也是经常变化的,子女必须足够敏感,多体贴体贴父母。因为每家父母的脾性都是有区别的,所以孝敬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法,只有无私的真孝顺才会产生最恰当的方法。

童子:只要无私欲,孝顺之法自然出现。但父母(特别是岳父母、公公婆婆)到底有什么特点,还是得仔细琢磨的,否则就不能投其所好。所以,单单在内心里寻求孝顺之法,还是不可行的。

先生:注重内心并不就是不再探求外在人物事的规律。王阳明懂得领兵打仗,他的兵法不可能全靠内心领悟,外在的学习与总结归纳也不可避免。所以王阳明不是否定外在人物事的规律与特点,只是说注重内心更为重要,如果不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本不可能发现那些不断变化着的规律与特点,也就不知道如何去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诚信待友、治国平天下。

童子:只要真正用心,孝顺父母、诚信待友,应该都不在话下。但是仅仅用心,似乎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效忠于君主,也许会是愚忠,君主已经昏庸到家了,他们还坚持令行禁止,麻木地伤害着老百姓。

先生:忠于君主并非完全听君主的话,而是忠于老百姓。连孟子都说过,如果君主无能导致生灵涂炭,也可以废了他。魏征是忠,他的忠帮助李世民造就了大唐帝国,岳飞也是忠,却引来杀身之祸。因此岳飞的君主不够英明。

童子:不够英明,是不是就要废掉呢?王夫之曾经就说,岳飞应该借他的岳家军反攻大宋,自己称王。

先生:所谓乱世出豪杰。假如岳飞真造反,可能会出现不少起义领袖,他们为了王位互相争斗,最终会出现一个胜者称王,但他是不是会比现任君主好,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起义领袖争斗的过程中,最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传说曾国藩灭了太平军之后,也有人怂恿他称帝,不过,如果他称帝,也许只会天下大乱,想到这一层,曾国藩还是交出了兵权。所以,君主昏庸就废了他,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一旦要做,却需要顾虑太多东西。

童子:如果君主昏庸,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怎么才叫忠呢?

先生:大多数臣子还是得学学周恩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确是浩劫,但如果没有毛泽东,当时的中国只会更乱,所以臣子只能想方设法减少政治伤害,借用毛泽东的威信多为百姓做点事。大多数人都承认,文革时代如果没有周恩来,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只会更苦。

童子:看来只有绝顶聪明,才能做到真正忠于君主啊。仅仅靠王阳明所说的“去私欲”,是远远不够的。王阳明自己虽然去了私欲,忠心耿耿,一心报国,还是被别人诬陷为“通敌”。还有很多臣子非常忠诚,由于错判了政治形势,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先生:前面刚说过,忠于君主实质是忠于老百姓,真正忠诚的人会时刻反思自己的忠君行为到底给百姓带来了什么,如果带来了伤害,就应该不断矫正自己的行为。所以只要无私加上不断的反思,自己的忠君行为总会越来越合情合理。

童子:人的智商是有差别的,有些人不管怎样反思,都是愚忠,文革中如果是别人呆在总理的位置上,表现会逊色很多。王阳明似乎没有考虑到智商的差别,他始终强调,人只要努力,总是可以出色的。

先生:其实王阳明更为现实,因为智商的差别是不可改变的,谈论它没有意义,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去私欲无止境,反省无止境,自我完善无止境。人呆在臣子的位置,老是想着自己智商不高因此不会有大作为,完全是推卸责任,只有尽最大努力勤奋工作才对得起君主对得住百姓。再愚钝的臣子,只要不断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以追求完美,总能为百姓做点实事。

童子:我觉得也可以按您看待忠君的方式,来看待治民。王阳明认为治理一方需要仁爱之心,虽然并不是每个官员都适合做官,但只要官员不谋私利,一心为民谋福利,总可以造福一方的。但是我觉得官员更需要聪明,否则别人会利用官员的仁爱之心为自己谋私利。而且,如今官员中某些左派与右派,似乎都是一心为民的,但他们观点的差异如此之大,根本无法沟通。如何让这两派都具有仁爱之心的人求同存异呢?

先生:这些令人尊敬的左派、右派虽然去了私欲,见着了天理,但他们见着了不同的天理。在王阳明看来,天理是唯一的。如果左右派见着的天理是有差别的,只能说明他们还没有真正去掉私欲,他们更多是在谈原则、谈教条、谈门户之见,而不是在谈真正的问题。如果他们敞开心扉,就事论事,可能他们会发现更多的共同点。

童子:我觉得他们不仅固守着门户之见,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正是这些代言人故意混淆是非,让左右两派无法冷静对话。

先生:正是因为私欲,让这些人只见既得利益,不见公众利益,所以王阳明“去私欲”很具有现实性。

童子:但是现代人似乎很鄙视主动“去私欲”做好人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制度才能迫使人不得不做好人、为好官。

先生:但是好制度的建立也需要很多官员的举手表决,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少官员不愿意举手赞成,导致好制度始终难产。制度建立之后,也需要好人去执行,否则制度也会严重走样,西方不少好的制度,到了中国,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

童子:但是有些人说,制度刚建立时,执行者素质不高的确会使效果打折,但在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执行者的素质也会越来越高。比如中国台湾以前举行选举还会发生枪击案,如今竞选者更愿意使用和平手段了。

先生:迷信制度是不可取的。欧盟成员国一般都有选举制度,但为什么偏偏德国的经济比较稳健,老是充当老大哥去救希腊、塞浦路斯等等小弟弟呢?主要还是因为德国国民的素质比较过硬,自律、严谨。我们有了选举制度之后,情况会比希腊好吗?严重说不准。单单民主的国家或地区并非我们的标杆,我们的标杆应该是如德国一样健康的国家。虽然制度很重要,但道德的培育尤为关键。我们现在只重视前者而忘记了后者。

童子:您的意思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时都要发挥道德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不断去私欲才能达到更高的完美。

先生:去私欲,存天理,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西方的自由很重要,但是得了自由之后却成了平庸、猥琐的人,是非常可惜的。王阳明告诉我们,任何人不追求完美,自甘平庸,都是堕落的表现,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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