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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查三代,是非须明辨

童子:先生,学历查三代的现象一直存在,近期却成为新闻了。当年我的同学在参加博士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遭遇,导师明确告诉他,由于他本科就读院校不够档次,这意味着他曾经接受的专业教育不够正规系统,所以无法给他机会。

先生:既然他能通过笔试,表明他还是有水平的。笔试不看出身,面试却看出身,这不是耍人吗?

童子:不过,如果通过笔试的都是出身不好的考生,那我同学的希望就大了。而且,并不是每个导师都看出身,有些导师对于通过笔试的考生,还是一视同仁的。所以我的同学后来还是考上了博士。

先生:招生或招人的单位看重出身,虽然对于那些本科不是“211”、“985”但极其优秀的硕士、博士很不公平,但它的存在具有某种合理性。首先,本科学历比较硬,硕士、博士学历却可能有水分,因为通过相对公平的高考才能进入本科院校,硕士、博士的入学考试则有失公平。高智商的学生才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进入名校读本科,勤奋的人或者有关系的人却可能弄到名校的硕士、博士学位,虽然硕士、博士中也有高智商的人。名校中本科生里高智商学生所占比例肯定多于研究生里高智商学生所占比例。用人单位当然愿意雇佣高智商的人才,找那些名校本科生最保险。

童子:高智商的人不一定情商高,不一定具有杰出的创新能力,他们进入名校之后也不一定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不一定扎实。

先生:智商不太高的人,情商也不一定高,也不一定认真学习专业知识。考察情商与专业知识,需要试用期,用人单位更愿意试用智商高的人,这样成本最低。

童子:这样一来,那些本科不是名校但非常优秀的研究生就很难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了。这些学生也许智商也高,只是因为高考失手才进了二流的大学,也可能是智商不太高,但情商很高,综合素质非常好,懂创新会管理。如果让研究生入学考试如高考一样公平,那研究生的水平也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用人单位就不会太注重求职者的本科学历了。

先生:培养研究生注重的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仅仅入学考试很难确定研究生是否具有这些能力,必须等他们入学之后进行学术研究时,导师才可以看出他们真正的能力。所以不仅研究生入学考试要严格,入学之后的定期考核也要严格,做到严进严出(当然,本科也要严进严出,如今是标准的严进宽出,所以不少名校本科毕业生是徒有其名)。大家都知道西方名牌大学的博士很难毕业,为什么我们大学的博士这么容易毕业呢?根本在于我们对于研究生的科研成果没有独立客观的评价体系,东抄西抄的毕业论文也能蒙混过关,只要肯出版面费就能发表学术论文,在这样的乱象之下,指望研究生水平很高,当然是痴心妄想。

童子:即使在学术环境很乱的情况下,还是有那么一些研究生扎实学习专业知识,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都不赖。特别是一些农村的学生,由于中小学的教育资源很差,导致他们无法在高考中取得高分进入名校,即使他们的智商很高,不过,他们又很有志气,本科中努力学习,发誓要考上名校的研究生,结果也考上了。可是,等他们毕业之后,用人单位还是看重本科学历,这多么伤害这些积极向上的农村孩子啊。现在指望研究生考核体系立马改观从而改变研究生在人们眼中的形象(一流的本科,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不太现实。但是,用人单位能不能尽量公平一点呢?能不能给这些优秀的农村孩子一点机会呢?

先生:其实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已经比较公平了,只要报考者有相应的学历,就可以报考,一般不要求本科必须是“211”、“985”,到了面试的时候,也是结构化面试,考官也不知道考生的毕业院校,只是根据现场表现打分。

童子:组织公务员考试的成本是惊人的,比如招1个人却有1000人报考,便要为1000人准备试卷、考场、监考老师等等。一般单位不愿意花这个成本,比如某个大学招10个辅导员,却有4000多研究生报考,他们不可能为这么多人准备一场笔试,必须剔除一部分人,剔除的标准之一便是本科毕业院校是不是名牌。所以,有时不是用人单位不想给机会,他们是给不起这个机会。

先生:招10人4000人报考是极端现象,一般情况下报考人数都不会这么多。现在看重名牌本科的一般都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著名外企与民企,他们招考时基本都有能力安排一场公平的笔试,成本并不高,只要笔试的内容足够专业足够难,足以考出求职者的真实水平,那报考的人也不会很多,有些人会知难而退,包括那些名校毕业的庸人。可是有些单位就是不想搞这种高水平的笔试,他们对本科非名校的求职者抱有歧视,就是不给他们机会。

童子:不谈事业单位与国企,我觉得外企民企如何招人是他们的自由,政府不能干涉他们招人的方法。他们是自负盈亏的,肯定不愿意招些没能力的人去。

先生:他们如何招人当然是他们的自由,但国家不能送给他们一些歧视求职者的标签,比如“211”、“985”。这些标签的产生的确表明了政府的良好愿望,希望把某些大学建设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于是政府拼命给选定的大学发钱,然而这些年来大学的水平却没有多少提升。所以钱对于发展大学很重要,但学术独立、远离功利则更为关键。

童子:问题是,国家的钱就是老百姓缴的税,税收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民众平等受益。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缴了税,税收被政府用了之后,老百姓的一部分反而因此受到歧视。政府想发展大学,无可厚非,但不要轻易给大学贴什么“211”、“985”的标签,贴了这个标签,大学不一定变好,但在民众与用人单位眼中,这个大学却真好了,因为民众与用人单位没有别的办法来衡量大学的好坏。

先生:关键是如何来评估大学的优劣。现在评估者到了哪个大学,立马被供为“老佛爷”,得罪评估者,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大学评估几乎不存在客观性。政府根据这种评估结果来针对性地发钱,当然最懂得公关的大学得到的钱最多,而大学的学术水平却是不升反降。如果哪天大学评估变得客观公正了,中国的大学就有救了。评估之后可以将详细的评估结果公布于众,不要搞什么简单的排名或贴标签,因为每个大学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排名在前或有靓丽标签的大学在民众眼里似乎便没有不好的地方了,这是误导民众。家长只有详细了解评估结果,才知道哪所大学适合自己的孩子。也因为没有了排名与标签,用人单位也无法对求职者的简历做歧视性的筛选了,不得不认真阅读简历,做更加谨慎的筛选。

童子:但是对于招10人4000人报考的现象,想做到审慎筛选是不可能的。用人单位如果无力为这4000人统一安排笔试,就不得不武断筛选。

先生:这时候应该考虑的不是筛选是否武断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招10人有4000人报考的问题。

童子:因为职位是大学辅导员,有事业编制,编制对于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先生:编制意味着具有不平等的优厚待遇,意味着资源分配不合理,这报考的4000人就是希望不平等继续存在,喜欢不平等的人被用人单位不平等地武断剔除,也是可以理解的。

童子:这不能单单怪求职者,谁不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工作呢?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社会的问题,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低风险就意味着低收益。

先生:对,我们需要持续地与特权阶层做斗争,保证收益与风险相匹配。而且,政府要放开很多依然管制的领域,让企业家放开手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各层次的人才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可以挣到自己能够挣到的薪水。到那时,就不可能有4000研究生争10个辅导员的职位,因为比辅导员有前途的工作机会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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