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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的艺术,送礼的无奈

点评一:王阳明说:“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也就是说,善是可以用来教化的,所以特地保存善事来供人效法,恶是可以用来警戒的,所以保存着戒条而删去具体细节,用以杜遏奸邪。他认为淫逸的言辞,常常是俗人喜欢流传的,街头巷尾一直如此。这些淫逸的言辞也会编成书,与儒家正统的经书相对抗,所以王阳明认为秦始皇当年如果只是将反对经典、离经叛道的书烧掉,而把儒家正统的经书保留,那就是志在明道,没什么可指责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王阳明完全是提倡思想专制。现在的记者经常报道一些善恶的新闻,不过基本上是善少恶多。我们在媒体上见到的好人好事,总觉得太假,总感觉是官方运作出来的,而且记者也不懂得深挖好人的内心世界,好人变得模式化,不可信。但记者报道坏人坏事时,却会深挖细节,特喜欢很病态很夸张的细节,那样的东西才有新闻价值。我们的自媒体,比如微博、微信等等,也有类似的倾向,喜欢报恶不报善。这恰恰与王阳明所说的原则相悖,王阳明认为对于善要大书特书,关于恶(比如杀人)的报道则要忽略细节,只需告诉大家发生了杀人事件,告诫大家如何提防恶人,并懂得约束自己不作恶。杀人细节报道太详细,完全有教人杀人的作用,比如铊中毒这种事情,报道太详细,以后更会有人学习这种隐秘的伤人方式,如果不是今年新闻大肆报道,我们很多人都不知何谓铊中毒。再比如很多人都是把强暴案件的详细报道当黄色小说看,这种报道根本不是在痛斥恶行,而是在引诱犯罪。当然,不仅是新闻报道,更有太多的小说夹杂着暴力与色情,也许有些人认为自己所看的小说既无色情也无暴力,可是小说充分表现了人类的各种缺点或者弱点,以至于读这些小说的人认为人有各种各样的弱点或缺点都是正常的,没必要取长补短,老是想着改变自己,太累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古代的文人以看小说为耻,因为小说中很少有人称得上是君子,小说看多了,或者自甘堕落,或者不再向圣人的方向努力,总之,小说使人在道德、理想上不求上进。当然,古代文人以看小说为耻,不代表他们不看小说,他们会偷偷地看,不让别人知道,否则会被人看不起。而且,他们内心中也认可圣人教诲(比如论语)是远比小说高雅的,这样做人方面也就更有追求。就好像在基督徒那里,圣经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一般也不看小说,有看小说的时间,他们觉得还不如读读圣经。

 

点评二:9月10日是教师节,很多家长所做的事情就是送礼。送礼的目的不是希望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好一点,而是希望老师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太坏。当然,只有少数老师会那么势利,大多数老师还是好的,可是家长却不能确定自己孩子的老师是属于少数坏老师之列还是属于多数好老师之列,好坏并不写在脸上,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送礼为妙。对于那些正直的老师,他们也很为难。家长来送礼,如果不收,反而家长会担心,家长会想,是不是老师嫌礼太轻啊?以后会不会因此给孩子穿小鞋啊?为了让家长安心,老师不得不把礼收下。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念小学中学的时候,从来就没听说过要给老师送礼,家长不会担心孩子因为不送礼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时,我们是人情社会,现在我们还是人情社会,为什么之前老师不收礼,现在却收礼了呢?所以人情社会中的风气,也有较坏与很坏的区别,现在的风气的确很坏。有些人自然将它归咎于改革开放,开放与自由导致了拜金主义。这令我们想起邓公的“猫论”,“猫论”的积极意义在于鼓励了创新,但“猫论”实践这么多年来,人们的确变得更加唯利是图了。为什么唯利是图?因为大家都觉得使用更有品牌的所谓高端商品才有面子,才有生活质量,购买这样的商品都需要更多的钱。如此坏的风气该如何扭转呢?首先如今大部分电视、电影、网络媒体、纸质媒体都在帮倒忙;其次,现在的意见领袖几乎都在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似乎政治经济改革之后,风气就自然好转了。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的民主更加完善、民众更有发言权的时候,难道家长就不送礼给老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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